我脱口而出：“这是哪个狗东西写出来的？”

“你怎么这样说话？”处长一愣。

我盯着这篇短文。透过文字的栅栏，我仿佛看到了岳父端坐在老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位子上，含蓄地微笑。处长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后来抓起一块抹布擦起了桌子。

2

岳母保养得很好，六十多了，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她的皮肤仍然那么细腻，一双眼睛像青年人那样清澈，只是目光更为柔和慈祥。她心上好像从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烦。在她温煦的目光下，人会变得安定许多。

梅子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母亲。比如说她的眼睛……

岳母就像庄周的母亲一样，在部队时是一位护士，后来又做了医生。我想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职业了。挽救生命，安慰那些在战场上留下创伤的人，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为高尚呢？我想象她穿着粗布军衣，军衣外面再添一套白色隔离衣的那种风姿，多少有点感动。

她微笑着看我。这使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晚辈。我接受这目光的爱抚，有一刻竟神差鬼使地咕哝了一句：“灰娃铁来……”

她的眉头立刻锁起，盯住了我。

她这副苦相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只僵持了一会儿，她就笑了，问：“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吞吞吐吐，没法回答。不过这再清楚不过了，它只能来自家人。

岳母随我走到花园里，在即将衰败的一丛玫瑰前蹲下，摘掉了一片干卷的叶子……

这一天梅子问：“你怎么能叫爸爸妈妈的乳名？”

“我那时有点走神……反正不是故意的。”

就在几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发现岳父右脚缺一个小趾。我问梅子，她没好气地告诉：那是他在追赶队伍的那个冬天里冻掉的。我听了久久没有做声。

岳父情绪好时，我就请他再讲一讲过去。我问：那个方家老二为什么改成了“吕南老”？

岳母替他答了，说方家老二对自己那个家族恨到了极点，所以参加革命后连姓氏也要改——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儿。

我再没吭声。那天我才发现，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原来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可是创造这些历史的人一旦走进今天的生活场景，就变得极度陌生，好像离得遥远又遥远，好像隔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时光的瀚海……这种感觉以前也出现过，比如见到庄周父亲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个人也在一个雷雨之夜背叛了豪门，这有点像吕南老。雷雨之夜、白皑皑的冰雪大山，以及在激烈震荡的环境里活动着的衣衫褴褛、神色稚气而肃穆的年轻人——他们个个豪情万丈，身上的血流像河水一样激扬奔腾……

岳父后来当了副师长。至今见面还要打敬礼的那个老团长，他磕碰的脚跟很容易将人唤回战争年代。只不过在这个客厅里，那举起的右手和尽量挺直的瘦削身躯或多或少有点不谐调。

岳父入伍第一年就成为一支游击队的班长。游击队是从第一支队分出的。这支队伍在东部山区活动了三个年头，是在最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壮大的。后来队伍南下，他又成为副团长、某个纵队的政委，诸如此类。岁月如梭，而今，他常常为好久没能回到那片大山而生出长长的叹息。岳母也说：“也该回去看看了。”

话是这样讲，其实他们真要出城已经很难很难了。

3

不过有一次他们真的动身了。那是一个老干部参观团，行走路线早已定好，要一路参观一些企业和古迹。这一次虽然也去了东部平原和山区，却很难有机会把大轿车开进当年洒血淌汗的那些山隙里去。岳父归来时垂头丧气：“就连当年的村子也没好好看一眼，这算什么！”

我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他只是叹气，没有回答。

只要一谈起那片大山，他就表现得一往情深。他可以放下一切话题和手头的事情，不安地抚着胸部，踱到窗前。他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直到疲惫时才重新坐到沙发上。那时他仰靠着，长久地闭着眼睛。他念出的每一个村庄名字我几乎都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山脉，每一处地形我都了如指掌。有好多地方他已经忘记了，我却能给他一一复述。这是他渐渐喜欢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俩惟一的共同语言就是谈论那片大山。但这其中存在的异同是：我更多的是从自然地理、从地质学的角度描述的；而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该地发生的一些战斗故事填上去。大概也就是这些缘故吧，当他得知我一心想离开那个研究所时就极力反对，“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说。“可我觉得国家培养什么人都不容易。”——那时我已瞄上了一家杂志社，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

我在这样的谈话中常常想到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也曾经在那座大山战斗过，而且一度任过副政委。我对岳父仔细描述了父亲的模样。岳父沉着脸，一声不吭。后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