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政权的多年传统是各部中央衙门分别由亲王、贝勒管理，称之为“十王议政”。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商量，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会议，当众宣布停止这一传统制度。大家听了以后，小声议论一阵，慑于多尔衮的威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自从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开始，由爱新觉罗皇族的贵族共同听政，改为各职官分管朝政，听命于皇帝。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满洲政权的一大改革，也是多尔衮走向个人独裁的重要一步。

多尔衮在个人独裁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而济尔哈朗却步步退让。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之后，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由郑亲王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命大家遵行不误。郑亲王虽然对多尔衮的步步进逼很不甘心，但是事实上多尔衮在朝臣中的威望日隆，又掌握着拱卫盛京的上三旗兵力，许多朝中趋炎附势的大臣都向睿亲王靠拢，他在不很甘心的情况下被迫做着多尔衮手中一个工具。他已经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势不两立，其间必将有一次严重的斗争。虽然豪格是先皇帝的长于，又是一旗之主，但是一则他的智谋和威望不如多尔衮，二则多尔衮身居辅政亲王的崇高地位，又有顺治皇帝的母亲在宫中给他支持，济尔哈朗看出来豪格必然会大祸临头。他是皇室斗争中的惊弓之鸟，密嘱他手下的亲信官员们千万不要同肃王府的人员有任何来往，只可暗中探听消息，不可在人前露出风声。同时他知道睿亲王身有暗疾，经常服药，而且在朝臣中招来不少人的暗中忌恨。他预料到将来迟早会有一天，睿亲王也会有倒运的时候，所以他在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在心中恨恨地说：

“有些话，到那时再说！”

甲申正月的一天，济尔哈朗按照多尔衮的意思，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全部堂官，用下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今日召见各位大臣，不为别事，只是要面谕各位记住：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将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和行礼的时候，都是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你们都听清了么？”

众大臣都明白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是预示今后的朝政会有大的变化。大家在心中凛凛畏惧，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一齐躬身回答：

“喳！”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多尔衮在大清国独裁专政的体制上又向前跨进一步，原来议定的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的体制变了，郑亲王的地位突然下降，成了他的助手。多尔衮瞒着济尔哈朗，从一开始就将实现他的专政野心同亲自率清兵南下占领北京这一扩张野心联系在一起考虑。如今他向独专朝政的目标日益接近，只有两件事等待实现：一是给肃亲王豪格一次致命的打击，拔掉他在爱新觉罗皇族中的心腹之患；二是在出兵之前将他的称号改称摄政王，而不是辅政王。其时，在大清国的文武大臣中，有汉文化修养的人较少，所以有时不能将摄政与辅政的真正性质分清，在称谓上常常混乱。多尔衮遇事留心，勤于思考，又常同像范文程这样较有学问的汉大臣谈论，长了知识，所以他明白摄政虽然也是辅政，但真正含义绝不同于辅政。他也知道当皇帝尚在幼小年纪，不能治理国家时，有一位亲族大臣代皇帝全权处理朝政，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这就叫做摄政，如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拥立福临登极之初，他已经有此野心，但当时他如果提出来这一想法，必会招致激烈反对。他考虑再三，不敢提出这个意见，而是暗中授意他的一派人物拥护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条件愈来愈对他有利，郑亲王对他步步退让，甘居下风。到了这时，他要做摄政工，独揽朝纲的各种条件差不多都接近成熟。一旦他亲自率领大军向中原进兵，将大清国的满、蒙、汉三股人马和征伐之权掌握到他的手中，就理所当然地高居摄政王之位了。

满洲君臣经过清太宗皇太极的国丧，内部一度为继承皇位的斗争发生较大风波，但因多尔衮处置得当，没有使国家损伤元气。事平之后，这割据中国东北一隅^[yú]的新兴王国依然是朝气蓬勃，对长城内虎视眈眈，准备着随时趁明朝危亡之机进入中原，占领北京，恢复四百年前金朝的盛世局面。由于出重赏收买探报，有关李自成向北京进军以至明朝束手无策的各种消息，纷纷而来。到了甲申年的正月下旬，多尔衮口谕盛京的文武大臣讨论向中原进兵之策。许多人平素知道多尔衮的开国雄心，纷纷建议趁“流贼”尚在北来途中，先去攻破北京，以逸待劳，迎击“流贼”。

多尔衮虽然遇到这开国机运，感到心情振奋，然而他平日考虑事情比别人冷静，不肯匆忙就决定南下进兵大计。到了正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军已经破了平阳，一路无阻，直奔太原，并且知道李自成另有一支人马也准备渡过黄河，作为一支偏师，走上党，破怀庆，再破卫辉，北上彰德，横扫豫北三府，然后北进，占领保定，从南路逼近北京。眼看明朝亡在旦夕，多尔衮连日亲自主持在睿王府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