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梁大牙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为他的将来埋下了一颗祸种——他惹恼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持特委工作的副书记、一直在暗中恋着东方闻音的江古碑。

江古碑这段时间在江淮分局开会，学习中央的洛川会议精神。回来之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说是游击支队里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对东方闻音心存不轨，打了几个小仗，自恃有功，甚至对东方闻音动手动脚。江古碑的恼火在于，虽然他还没有向东方闻音表白什么——他的那点朦胧的爱情火苗曾经受到张普景和窦玉泉善意而又严厉的提醒：革命者以事业为重，眼下正是斗争复杂时期，应该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绝不能在凹凸山区缠绵于儿女情长。如此，江古碑才把一腔热烈的爱情之火深埋在心底，却在暗暗地眷恋着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哪里想到，他都不敢做的事情，一个刚刚参加八路的泥腿子，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明火执仗地动了手。尽管他不相信东方闻音会跟那个癞蛤蟆有什么瓜葛，但他的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岂止不舒服，简直是痛恨。

第四章

四

这一年是凹凸山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除了游击支队在游击战中不断扩充壮大，地方工作也有声有色，主持特委工作的江古碑提出了“建设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口号，并以李文彬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埠县为模范县，要建立凹凸山的“巴黎公社”。

李文彬的事业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个来自武汉的热血青年，曾经被一篇秘密流传的文章《红星照耀中国》激动得心潮澎湃，毅然投笔来到革命阵营，以巨大的热情要在中国革命的领域里施展宏伟的抱负。是啊，中国太黑暗了，封建统治，列强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有的秩序，就是要彻底地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他的家庭就是官僚家庭，在他看来是腐朽的剥削阶级。他崇尚革命，崇尚苏维埃，崇尚巴黎公社，他在宣布脱离家庭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不当少爷，要当主人；不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要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

后来进入凹凸山，由于凹凸山根据地的领导人在支队和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配备上同江淮军区和分局产生了分歧，又是李文彬第一个表现了高风亮节，表示要到最底层去，他选择了革命基础十分薄弱的陈埠县，以满腔热情打开了局面。

初到陈埠县的时候，工作极其艰难，这里的老百姓对革命茫然无知，原先杨庭辉派来的几个党员只热衷于组织武装，拉起了几个武委会，尤其让李文彬不满的是，这些人对于彻底砸烂旧的秩序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说，陈埠县的县太爷尤大头是个老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抗日，还经常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只要你不招惹他，他就不会做对革命不利的事。

李文彬对这些话很反感。那个尤大头是反动军阀某某某委任的县知事，土匪进山的时候他是县长，国民党来了他还是县长，他就是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同情革命？说明他是革命者？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共产党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应该由彻底的革命者来当县长。有了这个认识，李文彬就向特委打了报告，要发动民众，要以革命的姿态而不是妥协的姿态开展陈埠县的工作，要推翻旧的政权，撵走县长，没收奸商财物——这些提议都得到了特委的肯定。

那段时间，李文彬被革命的激情燃烧着，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一变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走乡串户，宣讲革命知识，到雇农家里去，到手工业者家里去，尤其见效的是到县立师范学校去，在那里，他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学生们对外面的世界比山野村夫们知道得多，学生们对于闯出凹凸山干一番惊天动地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农工要高得多。

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彬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必然问题。一个女子，一个凹凸山雇农的女儿，闯进了他的心田，在他的内心深处，在澎湃的激情的海洋里，占据了重要的一角。

李文彬来到陈埠县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住在四区的崔家集。这是一个雇农家庭，房东是早期的农会会员。虽然这里的农会没有大的作为，但他们是支持革命的，具体地说，他们支持把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的想法和行动，因此，这样的家庭是相对可靠的。这里也就成了李文彬的活动中心。

房东的女儿是一个十七岁的村姑，每当李文彬秘密召集会议的时候，村姑就在门楼外面一边作着女红，一边望风。村姑没读过书，不知道革命是哪路神仙，但她知道那是穷人的事业，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只有穷人对那个读书人的话有兴趣。她同样不知道县委书记是哪路神仙，在她的眼睛里，他就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从城里来的少爷。但是，有一点她能够揣摩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她耳闻目睹了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的作为，在一群山里汉子的面前，他就像一只振动翅膀的雄鹰，煽动出火一样热烈的激情。他的身影神奇而又新鲜，在村姑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划下了深深的辙印。每当他出门较长时间，她总是在心里为他祷告，想象着他奔走在山村里的样子，为他担忧又为他快乐。几天见不到他，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郁闷，常常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倚门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