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嗣出身于一个既受到契丹贵族统治、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帮助契丹贵族统治北方广大人民的汉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对于统治者，他们是奴才，对于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又是主子。他们是一种钻在夹缝里的奴才式的主子。奴才的驯良和帮凶者的凶恶，他们兼而有之。

赵良嗣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当然不可能具有远远超过被这个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思想水平。说什么不忘汉家、缅怀故主，都不过是他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贴上去的标签。凡是要卖身于别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祖先卖身给契丹贵族，无论是他本人又回过头来卖身给北宋王朝，除了需要有一点为新主子效劳的本领以外，也需要贴上好看的标签才卖得起好价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交易以来也同时发明了广告术。所谓广告就是要人们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赵良嗣的标签就是他的广告。因为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产生他在标签上写着的那种高尚情操的温床。对于北宋的统治阶级和契丹贵族两者，他没有道义上的选择，只有利害上的考虑。他要选择的只是看哪一个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功名富贵。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赵良嗣确实很有才气和活动能力。他不幸偏偏生在那样的“末世”，当时辽的贵族统冶集团已经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它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奴仆，而不需要喜欢标新立异、崭露头角的帮凶者了。那个需要有能力的帮凶来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的“盛世”早已过去了。赵良嗣急于功名，稍为露出一点才华，就显得与其他的帮凶者格格不入，主子也看不上眼，使他有了生不逢辰之感。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摩擦，他在祖宗为他铺平的富贵道路上，几番绊了脚，摔了跤，以致造成他的仕途踯躅，停滞不前，还被带上一顶“内行不修”的帽子（在这个阶层里，有几个人内行修洁？这无非是欲加之罪，随手捡来的帽子）。这当然使他深感不满，于是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此外，他在政治上确是非常敏感的，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腐烂连顶的辽政权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道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果断的行动，偷偷钻进北宋派到辽政府来贺圣寿的使节童贯的行馆中，纵论天下大势，就势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深受童贯的赏识，接着就在童贯的掩护下，乔装为使团的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东京。

在辽的统治集团中被人像烂苹果一般扔掉的赵良嗣，一到东京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首先，他是以“不愿臣虏”的高姿态来标榜自己的，这使得他的卖身交易有了道德上的借口。然后他发挥了全套本领，他对辽的统治内幕，包括北面官和南面官①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熟悉，对于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他所预言的辽、金战争的发展趋势被后来十年中发生的事实一一证实，如合符契。一个人的预言能有这样高的命中率，说明他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寻常流辈可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在北宋士大夫群中成为一个矫矫不凡的实力派，一个名实相符的“契丹通”。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辽朝必将灭亡，北宋政府应该从中捞到好处，实际上是巧妙地挑动他们的贪欲，使之同意他的联金伐辽之议。

不过别人只能起舆论作用，关键人物是童贯。一定要得到童贯百分之百的首肯，经过官家批准，他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从三年前朝廷派马政泛海使金，开始了海上之盟的活动以后，赵良嗣的理想逐渐得到实现。他要从中捞到好处，必须依靠童贯的推挽，童贯要想取得更大的富贵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们两个相互利用，靠得更紧了。

马政、马扩和赵良嗣先后参加了海上之盟。由于各人的动机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难免要发生这样、那样的龃龉。就算这样，马政、马扩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活动能力。马扩不得不承认在和完颜阿骨打以及其他女真贵族的辨难争执中，他的头脑是清楚的，言词是犀^[xī]利的，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大体上也还符合北宋朝廷的利益。

当然马扩对他的评价不是从道德意义，而是从实际事务出发。这一点赵良嗣自己也很明白，因为共事得长久了，他那些政治标签早已褪去颜色。此外，他虽然是个功名之徒，却不是一个能够作伪到底的伪君子，日久终要露出马脚来，马扩从实际事务上对他的评价已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日趋分崩离析的辽政权中，抱着与赵良嗣同样想法的人显然不止他一个。赵良嗣的表叔李处温就是另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