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川宣抚司不断发往东京的文书，以及和赵隆吵架以来，童贯早知道种师道不赞成这场战争。他也深知种师道之为人，在军事会议上并不抱有软化他的希望，这些原来都在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种师道这席话说得如此坦率，丝毫不为他、为朝廷留些余地。“责有攸归”四个字简直是指着鼻子骂人，这使他非常狼狈。

“今日之事，朝廷早……早有成算，”童贯嘿嘿嘿嘿地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与他的气派不大相称的话，“朝廷用节下为都统制，无非是借节下的威名以镇服群情。事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

童贯这句话说得十分勉强。他目的原想贬损种师道，结果却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价。种师道巴不得童贯说这一句，立刻接下去敲钉钻脚地把它牢牢钉住，说道：

“辽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这句话众将军都听明了。师道正要修本上奏，太尉这句话师道要写在奏章里，太尉休得见怪。”

童贯去年以镇压方腊之“功”被晋升为太师，封楚国公，目前正被宣抚司的僚属们空前绝后地称呼为“宣相”，称得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如今种师道完全无视这些事实，仍然以童贯十年前到西军来任监军时的官衔称呼他。这种称呼如果不是他的旧属对他表示特别亲热的关系，那就是充分表示轻蔑。这使童贯感到极大的侮辱，宣抚使的僚属们也更加为之愤偾不平。

然后会议进入第一个议程——关于进军路线的方案。童贯仍然坚持他在高阳关颁发的命令。种师道虽然同意两路进兵，却顽强地反对由刘延庆和他分统两军。理由还仍然是那一个，他的都统制是官家御笔亲封的，都统制要统率全军，不能分统一路。如有撤换，也要以御笔为准。

会议之初，是种师道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阶段。

“节下直如此以御笔为重，怎见得没有御笔，就不能分统一军，开赴前线？”童贯奸诈地向蔡攸笑了一笑，问道，“刘太尉，你意下如何？”

刘延庆被种师道的声势慑住了，期期艾艾回答不出话来。

事情有点僵化了，童贯事前安排下的两个主要幕僚述古殿学士刘鞈、尤图阁直学士赵良嗣乘势出来转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大军仍分两路进兵，西路改用辛兴宗统率，东路改由杨可世统率。辛、杨二人都是童贯赏识提拔的将领，辛兴宗久在刘延庆麾下，杨可世却是种师道手下一员得力大将。这样安排仍有种师道、刘延庆分统两路之实，但在形式上避免了刘延庆与种师道分庭抗礼的现象，这就使种师道比较容易接受。向来在童贯与种师道两人之间充当调停者角色的刘鞈，想出这个方案来，也算是煞费苦心。双方无话，这一条就算通过。

在分兵统将问题上略作让步，是童贯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削减种师道的统帅权，钳制他的活动，使之不得妄自主张，胡作非为。这时他看到种师道由于初步胜利，站稳了脚跟，正要提出用兵作战的具体战略方案时，就摊出了手里的王牌。

“朝廷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他完全摆出宣抚使的架势，气势威猛地宣布，“诸军开抵前线后，务要善体朝廷及本使之深意，严戢士兵毋得与辽军持械相斗。本使已经印制了大量书榜旗帜，招徕辽人，前来降附，稍停就可由宣抚司分发各军应用。诸将倘与辽兵相接，只可以旗榜招抚，切勿动兵，衅自我开。”

远迢迢地把十万大军从西北边区调到河北战场上来，与辽军夹河相持，战机一触即发。没料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忽然由宣抚使本人宣布禁令，不准与辽军持械相斗。既然不准交战，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莫非吃饱了干饭，到河北地面上来游览一番？诸将听了这道命令，不禁面面相觑。

童贯看到诸将领困惑的表倩，进一步地向大家解释道：

“辽、金用兵以来，辽军屡厥，五京已失其四，士气萎靡，人心瓦解。朝廷对此，筹之已熟。大军所到之处，只消揭示旗榜，辽军自然望风投拜。破竹之势，成在俄顷。诸位将军，切遵此令！”说着他又加重语气重申禁令道：“本使言出法随，诸军如敢擅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

“不得衅自我开”还不排斥自卫的还击，“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这就意味着只好俯首帖耳地叫敌人任意宰割了。这两句话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宋襄公式的仁义自然不能够使诸将心服，杨可世不禁问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