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开发站立起来，大声向广场和长安街两头呼唤，颤颤抖抖的呼救声被北风搅碎，被雪花压下地来，根本传不出去；连叫好几声，听不到有人响应。没有办法，只好靠个人的努力了。这位老工人是富于经验的，他靠近遇难者躺下去，将遇难者的手臂抬起来搭到自己肩上，再扶着他的身子，让他平稳地移到自己背上来，背稳以后，便吃力地站起来，向陡壁移动。他一面将遇难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栏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经冻得手足僵硬了，连神志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可把赵开发难坏了。不过，人在急时，力大无比，终于让他创造了奇迹，把遇难者的上半身送到栏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栏杆上。

上岸以后，赵开发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难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马裤呢、驼绒里的草绿色军大衣好像是头一回穿上身，下颏底下的呢军制服领上露出红领章的一角。从遇难者的年龄和穿着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高级干部！这使得赵开发又吃了一惊，意识到刚才在金水桥发生的不幸事件远非一般性的谋杀或自杀，分量之重，关系之大，目前还无法估计。老机修钳工像触电一般浑身抖颤了一下，连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临时的半壁帐篷，挡住呼呼的北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遇难者的脸。

他应该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去，可是他的的确确已把全部体力用光了，必须喘息一阵；他应该首先弄清遇难者究竟伤在哪里，可这时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为行动指南的赵开发老头，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压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样，非常可怕。他十五岁进纺织厂当勤杂工，像毛驴一样任人骑，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麸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那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工人们大都走上街头参加欢迎队伍去了，三十七岁的赵开发只在工厂的铁栅栏后面窃窃望一望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穿黄棉袄的军人。他不大相信，这些骑马拿枪的军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从小住在北京，见过的军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顶帽的北洋军，有穿黄衣服的国军，有穿大皮靴的日本军，有像黑衣强盗似的满洲军，还有各式各样的警察、宪兵和不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的密探。所有那些军人都没有给他带来好处，有的喝斥过他，有的鞭打过他，有的强迫他脱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对军人从来没有好感。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以后，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强迫搜他的身。并且在不久以后，他由勤杂工变成了机修钳工。工资增加了，生活变好了，儿子也上学了。从此他才认定一个道理，军队也并非都是坏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化全部归功于一九四九年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政治学习以后，才知道还有共产党，还有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有鲜明标志的解放军。二十年来，那支军队经过了几次改装，一会儿戴鸭舌帽，一会儿戴船形帽，一会儿佩肩章，一会儿佩领章，近几年来又忽然把帽徽领章都改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赵开发总觉得他们当中所有的人过去都是穿大棉袄佩白底红边符号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当然他也并不反对穿呢大衣，因为赵开发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难道那骑高头大马走进北京城的军人们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的感情最为真挚，也最持久。他热爱解放军，敬佩所有穿军装的人，相信在解放军里一切都十分高尚、纯洁，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懂礼貌，爱护老百姓，在他们里面绝不会有嫉妒、猜疑、尔虞我诈。因此，当他的独生儿子也有幸参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儿子参军以后，赵开发已百无忧虑了，好好地做工，安宁舒适地过日子，准备在退休以后，也依附儿子搬到部队去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看见过一种传单，上面有军队的大干部挨斗的照片，为了这，还专门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长，不要胡闹，不学坏样子。可是儿子回信时并没有正面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儿子已参军四年了，总共只回来了两次。每次回来，赵开发总要问他看见过大首长没有，问他们部队有没有在一九四九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北京的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问得他儿子常常答不上来。老头早几年就跟儿子讲过，他要到他们部队去一趟，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尤其要见一见他们的首长，讲几句话，坐在一起呆上半个小时，那是很大的光荣。由于厂里的生产总是那么忙，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看儿子，也一直没有跟他们的首长在一起坐过。今天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军队的首长，并且成了这位首长的救命恩人，赵开发简直怀疑这是一场梦。天安门上的戏剧，金水桥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怪事，简直太荒唐，太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难者看得见，摸得着，并且睁开了眼睛，还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

“你说什么？”赵开发凑近他的脸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