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到处有空军的驻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让范子愚进去。

就在邬中带着录音磁带、信件、材料等坐飞机上北京的那天，范子愚也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在候机室门口老远望见邬中坐在里面，知道跟他坐同一架飞机，决心尽量避免同他见面。上飞机以后，邬中坐在较前面的位置上，范子愚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这样，范子愚便掌握了主动。但是，两个熟人同坐一架飞机，航程那样远，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休息，要想互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也奇怪，邬中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范子愚，两人同机，一直没有打照面，互相装着糊涂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大轿车要把乘客送到市中心去，这回两人躲不开了，只得都装着吃惊地应酬了几句：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yú]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