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面对面坐下，旁无第二者。陈政委仔细望着彭其的脸，明显地感觉到，仅仅五天时间，他瘦多了，也显出苍老的颜色来了。部队工作中的问题，作战指挥中的问题，任何一种困难的处境都没有使他产生过这么大的变化。多年来，这对战友也时常相别一个月，两个月，每次重新见面时都感觉不出年龄有变化，而这短短的五天，怎么会使人变化这么大呢？他还看到，他的额前有一个肿块，心中禁不住一酸，立刻联想起斗争胡连生的那个场面。这肿块像是一根尖利的刺，直戳在政委心中，又如一块吸铁石，把他的目光久久吸在那里。他希望老战友能把眼睛转过来，两人相视，交换一下心里的情报，但彭其始终不认真看他一眼，总是望着旁边的某个地方发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躲着战友的视线呢？一般来说，这是表示不友好或者是正在专心于自己的冥思。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前者，那你误会了；是后者，应该交流交流。不过也许哪一种也不是。五天不见（当然，还要加上彭其下部队检查工作的三天），在这开会前的仓促相遇的短暂时间里，应该说些什么？本来陈政委是预先想好了一套的，现在看来，那些话都不合适，而且也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印象，好像是要把开会的目的告诉他，但就连那目的也一时说不清楚了。尤其是头一句话不知讲什么好，讲句表示关心的话？不合适；讲一些官场辞令？也不合适。讲什么呢？怪不得有一种普遍规律叫作万事开头难哩！确实是这样。凝滞了很久，陈政委不知怎么突然未经选择地冒出一句话来。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彭其还没有回答，走进来江醉章。

“政委，”江醉章当着彭其的面说，“文工团范子愚他们想请示一下，按照您的指示，人已经送来了，斗争会的材料过两天就可以交来，他们问是不是可以回去，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他们……”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规矩了？”陈政委打断他的话，心里有点窝火。

“他们说，”江醉章很平静，“自从被抓去坐牢受了教育以后，再不敢犯以前的错误了，凡事服从兵团党委的领导。”

“叫他们快走！快走！我怕他们。”

这样，江醉章才无话可说，倒退了出去。

自江醉章进来以后，彭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半侧脸死死盯住那张办公桌，桌面上有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机场夜景的彩色印刷照片，是从《解放军画报》上剪下来的。彭其没有注意照片，却奇怪地盯着桌子的一个角。好像那是一把曾经在他身上剐过肉的刀子；那是一颗使人痛恨又不能碰它一碰的魔鬼的獠牙；那是一个造成全部痛苦的无名罪孽的根蒂。他紧咬着牙，紧闭着嘴，随时准备暴跳起来猛扑上去似地瞪着那个地方，全不以为面前还坐着一个人。陈政委看出了他的表情在突然地恶化。这使他更加为难，头一句话更不知如何说好了。产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与江醉章那几句话不无关系，从他的话里听来，好像这绑架事件是在兵团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陈镜泉指挥的。但是陈政委不知道彭其到底受了些什么折磨，因而也不能理解他目前这样的态度。这一对战友现在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行一次长谈，才能把真相揭穿，而委员们正在等着开会，哪有时间来扯呢！况且，就从现在起，这一对战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罪人，也可以说是阶级敌人或路线敌人；另一个则是执行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带领群众来与他进行斗争的指挥者。这两者之间怎么好像以前一样回顾旧日的战友之情呢？怎样达成互相谅解以消除种种误会和隔阂呢？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两人不存在什么需要消除隔阂的问题了，因为是敌对的两条路线上的两个敌对的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企图消除误解和隔阂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彭其来说，如果他想重新与陈镜泉搞好关系，那就是态度不老实的表现，就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干部，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就陈镜泉来讲，如果他要与彭其消除隔阂，那就等于是在战场上拆除工事，把敌人请到自己的防线以内来喝接风酒，是属于投降叛变的性质。看起来，由于这两人目前各自所处的地位，客观上已使他们不能互相交心了。即使其中有一个敢于冒犯禁忌，试图交一交心，也不知对方的态度如何，万一只是一厢情愿，你就非常难堪了；如果交心谈话被一个第三者听见，两个人都要倒霉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变成一次交心活动，只能是公事公办，打一阵官腔，没有任何感情的成分能在其中起作用。

尽管如此，陈政委还是坚持从额头上的包开始谈起。“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