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政委不在家。”

“你怎么晓得？”

“呃……是这样……”邬中语塞。

“你刚才不是还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他了吗？”

“是的，我是打电话去的，接电话的是徐凯，他说政委不在，我就告诉他了。”

彭司令员回转身来，站在原地没有动，深深吸了两口气，好像要辨闻一种奇怪的气味似的。就在刚才，他隐约感到那对森冷的绿眼睛似乎在哪个墙角里闪了一下，仔细一看，又不见了。他思索了片刻，便向电话机走去。邬中又赶在前面抢先拿起了话筒，结结巴巴地说：

“打电话我……我来吧！您坐下休……息好了。”

彭司令员又一次感到绿色的幽光就在身边一闪，引起了更大的注意，为了查清核实，他伸手来接话筒，坚持要自己亲自拨电话。邬中紧张得手在发抖，无可奈何地将话筒递给司令员，却在对方没有接住的时候先松手了，话筒啪的一声掉在地下。他连忙弯腰拾起来，又是拍，又是打，又是吹气，又是喊话，连连念道：“糟了！糟了！可能摔坏了。”

是了！绿色的幽光终于找到了，就是他！在这个日夜跟随自己的秘书的眼睛里射出来。那奇怪的气味也辨闻清楚了，原来在办公桌旁边，在电话机那里，在保险柜跟前，在沙发上，藤椅上，整个办公室里，到处夹杂着那种气味，一种蛇腥气味。司令员像瞄准目标似地紧紧盯住邬中的小脑袋，步步倒退，一直退到沙发跟前，忽然大喝一声：

“邬中！”

邬中放下电话筒，被这一声大喝震得一噤：

“您……您这是……您怎么啦？”

“你，是……”司令员一个字一个字地咬紧说，“特务！”

“司令员！司令员！”邬中像呼救似地喊起来，“您怎么啦？精神不好？快休息去吧！我去找医生。”说着，试图从这里溜走。

“站住！”

司令员一声命令，吓得邬中不敢动弹。双方紧张地僵持着。正在这时，卧室里的电话铃接连不断地响起来，把他们两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才使得这里的空气稍微缓和一点。

许淑宜接了电话，蹒跚着走出卧室，把电话的内容告诉彭其。

“海军来的电话。”她一五一十地说，“请你和陈政委到海军基地去一下，他们的舰队司令员来了，想同你们交换一下地方支左的情况。还有个意思，就是要请你们去尝尝从西沙群岛弄来的稀有海味，其中有一样是海龟蛋。电话里讲，本来他们的舰队司令要亲自来接你们的，正好往西沙方向巡逻的舰艇与美国海军相遇，随时要听取海上发来的报告，不能离开。还说，给陈政委的电话已经打通，他答应去了，咱们这里的电话摇了好半天不通，后来才改摇到卧室去的。完了，守机员还问了一下电话机的情况，马上就会来修。”说完以后，她问，“你去不去呢？”

司令员考虑了一下，决定说：“去，不去不好。”说完就起身要走。

“司令员，我……”邬中以哀求的眼光望着他说。

“你怎么？”

“我是想……”

“去吧！我不怕你监视，你越是要监视我，我越要时刻带着你走，给你创造条件。光明正大，搞什么暗鬼！”

在这样的情况下，邬秘书怎好跟着司令员去呢？而他却居然厚着脸皮跟着上了轿车。

黑色的轿车穿过三道营门，开上了繁华的海城大道。街上的景色又起了变化，到处写满了“打倒谭震林”的标语，更多的标语上写着“打倒南隅^[yú]的谭震林！”据说就是那个谭震林，和一班在中央工作的不怕死的老帅、老干部，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因此前一段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这就是后来才知道的所谓“二月逆流”。看来谭震林他们已经失败了，造反派重新取得了优势，故而南隅的造反声势又再度高涨起来。轿车开得很慢，因彭司令员想看看两旁的标语。

过了海城大道，密集的商店没有了，这一带多半是一些机关和宿舍，再过去便是一排排的工厂。轿车不断地按喇叭，有时还被挡住不能前进。交通秩序很混乱，自行车大摇大摆地在街中心并排行驶，汽车来了也不让道。公共汽车不兴买票了，挤不上车的青年人有的坐在窗口上，头和脚伸在窗口外头；有的吊在车门外，大声地唱着造反的歌。在有些地方，愤怒的人群互相对骂，挽起袖子，挥舞着拳头，眼看就有可能动武了。有时还能遇上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斜挡在马路中间，必须跳下车，十分谨慎地与造反司机说客气话，才能闪出路来让你勉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