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