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肉孩》是我苦心经营之作，还是寄给《国民文学》为好。我的理由是：一，《国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领袖刊物，领导着文学新潮流，在该刊发一篇，胜过在省、市级发两篇。二，我想采取“猛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个顽固堡垒！

敬颂

大安！

您的学生：李一斗

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去京办事，托他带给您一箱（十二瓶）我参与研制的酒国佳酿“绿蚁重叠”，请您品尝。

李一斗又及

三

酒博士：

您好！

感谢您馈赠的“绿蚁重叠”，此酒色、香、味俱佳，只是在总体感觉上似乎有些不协调，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不能说不美丽，但缺少那么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女人。我的故乡，也是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当然与你们酒国比较起来相差甚远。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们那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里就有两家烧高粱酒的作坊，都有字号，一为“总记”，一为“聚元”，都雇了几十个工人，大骡子大马大呼隆。至于用黍子米酿黄酒的人家，几乎遍布全村，真有点家家酒香、户户醴泉的意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他的介绍，为我创作《高粱酒》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那在故乡的历史里缭绕的酒气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对酒很感兴趣，也认真思考过酒与文化的关系。我的中篇小说《高粱酒》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思考成果。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酒的长篇小说，结识您这位酒博士可谓三生有幸。今后，我会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所以，希望不要再称我为“老师”了。

您的信及大作《肉孩》均拜读，感触颇多，随便谈谈吧。先说您的信：

①我认为，狂妄与谦卑，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种人生态度，很难说哪种好哪种不好。事实上，看似狂妄的人实际很谦卑；看似谦卑的人骨子里却很狂妄。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极狂妄，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又极谦卑。绝对的狂妄和永远的谦卑大概是没有的。如阁下的“酒后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化学反应，似乎无可指责。所以，你酒后自我感觉良好我感觉也良好，你酒后骂几句《国民文学》的娘也触犯不了刑律，何况你还没有骂他们的娘，你仅仅说“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哩。

②李七先生把小说写成那种模样自有他的道理在，你如果认为不好，扔到一边不看即可。假如你有朝一日碰到他，送他两瓶“绿蚁重叠”抽身就躲吧，千万不要犯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去跟他进行什么“血腥大辩论”，更不要试图跟他动武，此公练过八卦拳，与黑社会联系密切，心狠手辣，啥都敢干，据传北京有个吃多了饭没事干的文学批评家写了一篇批判李七文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没出三天，这位批评家的老婆就被李七他们给拐卖到泰国去当了妓女。所以，我劝你趁早别多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上帝都不敢惹的，李七即是一个。

③你既然已经像“王八吃秤砣一样铁了心搞文学”，我绝对不敢再劝你浪子回头，也免得你恨我。无意中招了别人忌恨是没有办法的事，有意招人恨则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了。我本来就够难看了，何必再去扒眼睛。

你痛骂那些想“独霸文坛”的“混账王八羔子”，我感到很舒畅。假如真有那么几个混账王八羔子想独霸文坛，我会跟你一起骂。

我在保定军校教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听过我的课的学生有好几百名，姓李名艳的女生好像有两位，一位白脸瞪眼子，一位黑脸矮胖子，不知是哪一位与你同事。

关于我在课堂上骂王蒙的事，确实记不得了。王蒙那篇劝导文学青年冷静地设计自我的文章我好像读过，审情度势，当时的我读了那篇文章感到情绪受了打击，心里不舒服是可能的，但要我在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上骂王蒙，绝对不可能。

实际上至今我也没扔掉要饭棍，我想，即便有朝一日我扔了要饭棍，也不会“痛打叫花子”吧？我不敢下保证，因为人的变化往往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

再谈您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