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位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也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主定长大了能喝酒。”当时村人们都以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相上主定能喝酒，也许长大后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看我这未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颇为得意。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流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也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

从此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见少，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入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水。渐渐地感到瓶中酒味越来越寡淡，不敢再喝，心中日日忐忑。过了些日子，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尝出酒味淡薄，也许是尝出来没说。总算是把这半瓶酒解决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并没有在父亲面前揭露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我找到。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痛苦万端地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为什么屡教不改呢？因为吃，你赚了多少厌弃？让我为你担了多少羞耻？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馋毛病改掉呢？你现在不但偷吃，还偷喝，喝了你爹的酒，就往里加凉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候的酒是用红薯干做原料烧出来的。这种酒质量低劣，味道苦辣，稍微喝多一点就烧心、头痛、吐酸水；而用高粱烧出来的酒，无论喝多少也不会头痛。我的大爷爷是喝酒的专家，许多关于酒类的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得知的。

这位大爷爷是个中医，父亲说他三十多岁时才立志学医，后来竟学成了。他虽然没学到扁鹊、张仲景那种程度，但在方圆百里地盘上，很有些名气，也算是一方名医。他一生服务乡里，有口皆碑。父亲经常用大爷爷老大立志、学有所成的榜样来鞭策激励我，并让我跟他去学习中医。父亲说，什么人的饭碗都可能打破，唯独医生的饭碗打不破，因为皇帝也要生病。父亲说，只要你能学成，那保准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他那时已经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我就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类龙比凤。后来听上了年纪的村人私下里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听到祖辈的秘史，感到很亲切，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反而感到敬佩。大爷爷有一种怀旧情绪，薯干酒令他很不满意，高粱酒很难买到大概也买不起，所以他也只能喝着薯干酒怀念高粱酒。

大爷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有两家规模很大的酒坊。东北乡遍地高粱，酒坊里烧的自然是高粱酒。那两家酒坊都有自家的堂号，一曰“总记”，一曰“聚元”。两家在“土改”时都被.c划为地主，他们的后辈都低头弯腰地承受了几十年祖辈遗给的苦难。“总记”的一个小儿子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被开除公职，赶回家乡劳改。他体力不济，干不了重活，只能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混在一起。我常常看到他瞪着被薯干酒烧红的眼睛说一些疯话：酒啊，酒啊，亲娘比不上一瓶酒啊！“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公职，离开家乡前，在大街上摆上一个缸，把周围三家供销社的酒全部买了，灌了满满一缸，然后爬到树上放鞭炮，号召全村人来喝酒，庆祝他平反，同时为自己招亲——立刻就有一个贫农的女儿上门来自荐——八十年代末，“总记”的几个后代扬言要恢复祖先的荣耀重建酒坊，说不但要造高粱酒，还要造葡萄酒。他们弄了一些据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葡萄种苗让乡亲们栽种，可惜这几个幻想家的热情在葡萄还没结果之前就冷却了。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子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酒坊里干过活儿。在酒坊里干活，酒是随便喝的，只要不耽误干活，掌柜的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大伯说，那时酒坊伙计们的饭食很好，一天三顿白面，早晨四个小菜，每人一个咸鸭蛋，中午晚上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那时候的伙计，干活没有不卖力气的。这个表大伯腿瘸，就是在“总记”酒坊里干活累的。大爷爷那时候开着药铺，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去卖大力，但他对酿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粱家族》时，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获取了很多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