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灵魂的塑造

《黄河东流去》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不以个性鲜明为满足，甚至也不以群体性格为指归，作家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通过写中国农民来抒写民族之魂。

抒写民族魂，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大作品的崇高目标，而且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上达到过。从《阿Q正传》、《故乡》到《红旗谱》、《创业史》、《红岩》、《红日》、《暴风骤雨》、《李自成》、《东方》等作品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到我们民族之魂的神采和侧影。在这些大作品中，其中一个相当多数都是通过写农民之魂来写民族之魂的。这也是由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所决定的。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东方大国，农民是我们民族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几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几亿农民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民族灵魂。

《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抒写民族灵魂这一总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它的题材也是农民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角度。

李准在创作《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不再像电影《大河奔流》那样，停留在对历史事件作表面的粗线条的勾勒以显其历史广度，也不只是满足于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正确主题作形象化的表现以显其思想深刻，而是把眼光投向人们的精p神世界。他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情感以至整个精神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同时，《黄河东流去》中的农民，已不是在自己的乡土和家园劳作生息的农民，而是失去了土地、茅屋、牲畜和农具，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百姓。也就是在民族大悲歌中展现民族灵魂。

作家的这种视角的选择，不仅决定于作家艺术表现上的机智，根本地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发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李准发现在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身上，包藏着金子般的心；在中国农民的生命矿井中，不单储存有煤，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在这些普通农民的家庭和普通农民的人际关系中，有着极不平常的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

《黄河东流去》描绘了农民共同的精神形象，概括起来，其主要特征就是：坚韧顽强而又富有智慧的生活意志力，互相同情的生存凝聚力，舍身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灵魂中光辉的一面，基本的精神支柱。

这种民族灵魂的造成，固然有苦难环境下个人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我们数千年历史形成的伦理原则、行为规范、道德精神。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对家庭来说，它是一种牢固的伦理观念和原则；对社会来说，它是一种公认的公德。因此，这民族之魂，是人性美的高境界，不仅是一种包含着民族的过去，而且推动着现在，并且预示着未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财富。

人的灵魂，是比人的性格更深邃更内在的东西．是一种富有生气的可感而不易触摸的精神气质；而民族之魂则是全民族共同体现出来的决定着这个民族风貌和命运的精神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对长篇小说提出比其他的文学样式担负更多更充分地揭示民族灵魂的责任。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应当有众多的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而且应当从这些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程度不同、角度不同地体现出民族的共同的精气神儿。

我们从《黄河东流去》的徐秋斋这个令人敬佩的落第秀才身上，从海老清这个老农的悲剧一生中，从蓝五与雪梅这一对“生死恋”情侣的悲剧中，从王跑这个充满辛酸故事的喜剧人物身上，看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时代风雨、阶级烙印和人生真谛，看到了他们身上凝聚的黄河的精气神儿。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李准经过长期孕育的精神产儿。也可以说，它还通过李准，把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中的一些精华也吸取起来了。因此，它的人物像植根于生活土壤深部的大树，有一种坚实感和厚重感．能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得民族魂灵之精气，而合起来的总体上显示民族魂灵的神采。

《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成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理论意义。毫无疑问，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个时代一个代表的类型化理论，必须大力张扬塑造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减弱作家对生活的穿透力．降低人物形象的概括力。成功的典型形象具有穿透力、概括力，这同抽象性、概念化以及简单的人为的拼凑和集中并无必然的联系。当前文坛典型形象的鲜有，究其原因，与忽视艺术形象的个体和群体的概括力有很大关系。《黄河东流去》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和历史思考的深广度，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独立的不同流俗的创造力。它不仅超过了同类题材的其他文学作品，也远远超过以描写中国农民的命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