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