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幅农民群像长卷中，最有艺术光彩的是乡村知识分子徐秋斋。这个人物形象既与作家的人格理想有“宿缘”，又是作家深存着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作家的笔一触到他就有出神入化的妙文出现。

这是一位落魄秀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哺育的，在饱经沧桑穷困潦倒的困窘中磨炼出来的，农民文化的集中体现者。

他有那样古怪的六不像的外表：山羊胡子刀条脸，一个大长鼻子，两只明亮好斗的眼睛，戴个旧的黑绒瓜皮帽，还穿着翠蓝布破长大褂，扣子上还系了个鲨鱼皮旧眼镜盒，眼镜盒下边还搭拉个黄穗子。不像农，不像工，不像商，不像兵，不像财主．也不像穷人。而他的语言作派也往往是文白相间、古今混杂、雅俗并存。他爱吃嘴，要面子，怕官怕事，但在骨子里却有一股正直之气，心中有一副侠胆义肠，脑子里颇有几分谋略。在难民流浪生活中，他是为人排忧解难的“智多星”，荫护患难情侣的人道主义者，传递民族优良道德情操火把的“教师"。

这位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人物的智慧风貌、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北方乡村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道德水准。这是《黄河东流去》奉献给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和谁重复的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在《黄河东流去》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除了徐秋斋的机智，李麦的刚强，其他如海老清的倔强，海长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陈柱子的精明，蓝五的纯情，雪梅的痴情，凤英的要强，春义的固执，等等，既有把他们个人之间互相区别开来的各自独特的性格，又都带有中原农民式的共同的“侉味”，与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燕赵农民、关东大汉、南方村民、西部老乡区别了开来，在语气声口、行为方式上，以至情感方式心理特征上鲜明地区别了开来。

这里提到的“侉子性格”，是李准追求具有更大概括性的群体性格的创造性尝试。

李准认为，难民中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狯，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李准在“侉子性格”中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中的弱点和局限性。在小说中，他通过鲜明的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表明“侉子性格”是由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自然陶冶的地域性特征，和社会生活的磨炼所造成。它既是劳动农民精神美的结晶，也有历史的精神负担的积累；既是劳动群众富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造成许多生活悲剧的性格因素。比如王跑，赶脚一节和石头梦一场，活现出他的机智狡狯，同时，他的不看大局的小聪明，小精细，小幽默，只想发财的昏头昏脑，也暴露无遗；可荒村捉鱼一节，又把他顽强的生活能力富有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再如四圈这个“浑小子”，为海骡子拉包车，居然做起“中将梦”，撞起“桃花运”来，这是近乎卑贱的；但他冒险给李麦捎信让乡亲们西逃以免被抓当劳工，后来又倾其所有赎回乡亲小响，节骨跟上，又显露出善良和豪爽之气。

这种“侉味”也许最突出地表现在海老清、海长松、海春义这些最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他们既表现了最充分的浑厚善良、刻苦勤劳，同时也充分地表现了因缺乏识见而形成的狭隘、保守以至愚昧。这是一群在家乡的小河沟里长大的鱼，一旦到了社会的大海里，反而不敢游了。当离开了故乡和土地以后，当生活以不同于他们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方式出现的时候，他们痛苦和难堪到没法生活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巨大进步：作家对农民的审视站在更高的现代立场上。不仅使得作品对个别农民形象的描绘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使得作家在对中国农民的整体把握上更加丰富和深刻。

李准过去的作品，当然并非完全不敢表现农民性格的弱点，但那时的表现，多半是在流行的政治观念尤其是阶级观念支配下的表现。比如作家对富裕中农、中农的自发倾向，自私、保守等等的表现，曾经有过精彩的篇章，但并不是出于从农民整体上去观察解剖和开掘。在对难民的考察中，他看到愈是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反而愈多愈充分地存在着小农的狭隘落后和愚昧的负担，在生活中的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愈差愈弱。这一发现应当看作是李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标志。

深人地把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国民性，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自从批判了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论”以后，三十多年来，表现劳动人民尤其是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被划定为工人、贫农的人物身上的弱点，几乎成了禁区。作家在创作中或者回避这方面的开掘，或者把贫农以至各阶层农民身上的弱点都“集中”到中农或上中农、富农身上去。这就造成了农民形象的简单化或虚假化。《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是对这种十分浅薄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以及低级的文学意识的反拨，表明作家的创作意识在向更高的真实层次上升华，现实主义精神在往更深的思想层次推进。这是李准的进步，也是一代作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