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是这么回子事！

从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庄户人对开会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不认真。说认真，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会都当成一种庄严的仪式，一个个正襟危坐，仄耳恭听，跟着喊口号；要叫自己发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导下做好准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不认真，是他们从那时开始就不认为会上是说真情话的场合，谁说了真话谁倒霉。所以，除了评工分的会，其他一切的会他们都抱着与上无争的态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样的话，能在会上说么？你呀，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他不无自夸地说，“去年大炼钢铁那阵子，粮食撂在地里，我心那个疼呀，可我就不跑到会上说，悄悄组织一帮人逮空抢回来就行了呗。钓鱼不在急水滩。在会上说啥？说了上面也不会给你个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阴土都翻上来了，能种地？我不管，我还是干我的。可我也不会跑到公社的会上说：‘别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说啥？在会上说熊也不管！现在咋样，要不是我那么干，魏家桥的社员吃屎都拣不到热的。你呀，”他摇摇头，嘲笑尤小舟，“看，现时落到这个地步：放着宽敞的办公室不坐，让人押到这儿来了。唉！真是，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嘛。先劳动劳动，在乡下吸点新鲜空气；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儿跌倒哪儿爬。以后，县委书记当不成了，咱有学问，怕啥？还不能教个娃娃啥的？人嘛，药材店里的抹台布——甜酸苦辣样样都得沾点。你呢，也别想不开……”

奇怪，贺立德也没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严管紧，可是真要由着他自己的兴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点子上。他就这样胡扯了一顿饭的工夫，政治干事听得咧着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头犟脑的神情，看着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贺立德的动作，手在那张破桌上一拍。“我先带你去住下。”于是，他按原定计划，把尤小舟安顿在老贫农——他三叔魏老汉家里，临时决定让魏老汉教他积肥——这可是个轻省活。

临出门，他回头又看了这斯斯文文的、“非行凶作歹之徒”一眼。没料到，尤小舟对他鞠了一躬，用陕北口音温和地说了声：

“谢谢！”

这一来，倒闹得他涨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门。

他三叔魏老汉追了出来。

“天贵，我……咋对他呢？”

“咋对他？不是原来说好的么？”

“不说来的是个坏家伙么？”他三叔仿佛也有点怀疑，不过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又说，“那么……我咋给他吃呢？”

他三叔是当时食堂的炊事员，不得不问这个。

“咋给他吃，大伙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说：“隔三下五的，也单另给他做点好的，人家原来是县委副书记，跟贺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子哩。贺书记的条子上说，他还有工资哩，他会谢谢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谢谢”两个字上。

他顺着庄子边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边想边笑：“谢谢！”这家伙真有意思！还会说“谢谢”，这可是个文明词儿。他活了三十多岁没听人跟他说声“谢谢”，他觉得这个词就像集上卖的杏干，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领着他们队的民工上渠去了。黄灌区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两次淤，春天准备春灌，秋天准备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队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个工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初步暴露出来了，他们魏家桥在高征购以后还多少留下点粮食，而其他队的食堂却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离家近的民工纷纷跑回家去，而带回来的全是糠菜饼子——这还是去年存下来准备喂猪的饲料。于是他想起了他们庄子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发他上小学的大儿子去请他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