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五一’扫荡以后过路啦？”

“没有，他一直在这边坚持；不过，去年秋后，他在黄庄让松田、刘魁胜带着清乡队给包围住，牺牲了。你们不知道，那真是好样的。”洛玉说到黄部长的牺牲，语气很沉重。“我以为这支笔找到主人啦，结果闹个假欢喜。这支笔是去年腊月护送干部过路时拾的，不过，地点是在铁路西。”“别说钢笔，就连人也还有一样长相的哪。”刘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开，页页都写了密麻麻的字。“过年啦，得给他重立新帐。”在一页白纸上，他写了：民国三十二年，接着又写上：１９４３年五个字。中指沾下唾沫，跟着一按纸张，就把刚写上字的那页掀过去。他手在写，嘴里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阳历是三月……阳历是多喒？刘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号。”刘文彬顺嘴告诉给他。

“十三号。打死王恒家母鸡三只，伤一只，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鸽子两只；吸三塔烟一盒，喝茶叶水一壶，摔了一个茶碗；还调戏外村的……”

好打听事的辛凤鸣，瞅着李洛玉一笔一画的记，挺好奇，凑到跟前去看。字写得虽说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写完，就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嘿——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天，咱还跟他们算总帐呢！”李洛玉说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算总帐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这么记，从鬼子到中国快六年啦，那些罪恶还能记得过来？”

“没有个记不过来的事。全中国四万万人，一个人两眼两耳朵，你记，他也记，大家一起记，想要赖帐也不行。我记的这叫人头帐。谁办的坏事，出的坏点子，就写在谁的名下。另外，俺们还有一笔总帐，像哪个炮楼要去十石小麦，三百斤白面，肥猪六口；哪个据点，修炮楼要去几千块砖、几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谁家的，谁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总帐上记个一清二楚。不光村里记，出砖、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记。不用说远处，河套哥家就有，其实，家家都有，村村都记，到时候一对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帐啊？”

“有。你等我给你拿去。”河套大伯说完，扭头就走。“你们记那砖、瓦的干什么？”

“哎呦，难道日头老在正南？难道鬼子老在上风头？难道他们修上炮楼、据点，就像安家立业似地住上一辈子？那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心高妄想？他们心里是那么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军手里通不过。你们回到家乡干什么来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回来，又是为的什么？就是为的叫他们早点吹灯拔蜡。有朝一日咱们翻过手来，炮楼端了，据点拿了，把他们五花大绑地逮住了，炮楼、据点的砖、瓦、木料……一切还都是咱的，物归原主，谁家的还归谁家。预先记下，省得将来费事。你说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辛凤鸣对这种作法，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魏强听了李洛玉的这一番话，也深受感动。他想：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他越想越高兴，不由得笑了。“你看，这就是我那本帐。”弄得袄袖子、胸前、膝盖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兴冲冲地走进来，像显宝似地把一个纸卷撂在桌子上。

李洛玉打开，辛凤鸣、贾正、李东山……像看稀罕似地围了一群。离近点的，低头不语地端详；离远一点，踮起脚，向里扎脑袋。纸上面记的不是字，净是像孩子画的画儿。里边有的画着一只手，手旁边挨着画了长短不齐的三竖道；有的画个大圆圈，里头还有个十字；有大的、长方的框框，框旁边有横的五道，竖的三道，末了又是横的七八道；有……辛凤鸣抬起头来问：“大伯，你记的这是什么？真是天文，咱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