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没有我。在马庄，我找他给跑了坡的房东上药去，他正给赵庆田换药。我一看，赵庆田的疮，是上下两个眼，就觉得奇怪。咱一个嘴问，人家勾串好了，俩嘴回答。咱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就得信。闹半天，还是咱猜对了。”通信员小铁得意洋洋地卖谝。

“事情过去就算啦！”杨子曾扭过头来冲魏强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他负伤不告诉上级是不对，可是也有他不告诉的原因。他的心意是好的！现在谈谈离开的事：你们小队留在这边，不论碰到什么事，一定要依靠当地党委，多和刘文彬同志商量。这些天的活动，目标是暴露了。回去和文彬研究一下，在我们朝清苑转移的时候，你们可找几个极可靠的堡垒户，秘密地转移，悄悄地隐遁它几天再活动。记住，遇到什么情况，也不准轻举妄动！”末后，杨子曾又把联络的时间、地点、会合的日期谈了谈。就和魏强握别了。

魏强送走队长和二小队，回来和刘文彬同志研究了一下，在午夜刚过的时分，由刘文彬同志率领着，不走村，不过店，一直奔西王庄蹅了来。在西王庄村南头，刘文彬人熟地熟，不打窗户不叫门，踩着刘太生的宽肩膀，上了一家高房。工夫不大，大门轻轻地开开，人们没声响地拥了进去。

魏强他们来到的这个西王庄，是之光边缘地区数一数二的隐蔽根据地；他们所住的这一家，又是西王庄这个隐蔽根据地里铁桶般的堡垒户。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王庄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子，虽然处在敌占区，并没有一个混伪事的。不管鬼子、汉奸闹得多么厉害，抗日工作从没垮过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始终都在贯彻、执行着。所以有些工作人员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小延安。

的确，也称得起是小延安。“五一”大扫荡以前，这村男女老少高涨的抗日情绪就不用提，单说“五一”大扫荡以后，由于鬼子兵从根据地里回来，在这村驻扎了两天，就糟害个够呛。光用粮食喂洋马，就糟蹋了上万斤；猪羊吃个光，牛驴牵走了多一半，闹得今年开春种地都成了问题。别看村里受这么大的损失，人们的抗日心气还是非常的高涨，看来，比早先还坚决。虽然“保公所”、“联络员”、“防共自卫团”……等伪组织都建立了，挂上了牌子，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实际上，里边都是抗日的村干部和抗日的群众，只不过用这些遮挡下敌人的眼目罢了。

再说说魏强他们住的这个铁桶般的堡垒户。这个堡垒户是老公母俩过日子。老汉叫赵河套，祖辈三代都靠扛长活、打短工、挑八股绳吃饭。家里穷，一年三百六十晌，有一半的日子吃糠咽菜。

因为穷，娘怀他十个月上，还到河堤坡上挖野菜，来不及回家，把他生在河套里，因此，他爹就用“河套”两字当了他的名字。“赵河套”这三字一直叫了五十六年，也从没有人再给他起个大号。

赵河套大伯十二岁的那一年，村村闹霍乱，死的那人算海啦！后来，竟弄到有人死，没人埋的地步！赵河套大伯的爹妈都是在那次闹时疫里死去的。为了顾嘴，他只好跟他娘舅，在中闾镇一个有顶子的财主家扛了小活。一直干了七年，到十九岁，长得是胸阔膀又宽，论劲，气死一头牛。东家喜欢他有股子傻力气，就又雇他当长工。光棍汉，不抽烟，不喝酒，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工钱虽说不多，可是日积月累的也有了个小积蓄。扛了十八年长活，到了三十七上，娶了个媳妇。日后又积蓄十九年，才置了二亩地，买了眼下的几间房。娶亲的第二年，有了孩子，这才辞了活，一半打短工，一半在自己的土地上刨食吃。

赵大伯虽说嘻嘻哈哈爱说爱笑的，过日子那可是一百一，四季到头天天起早恋晚地干。过庄稼日子，他知道难；他也知道求人更难。特别求到财主家，好话说上千千万，也不一定求得动。即使答应了，还得领人家很重的情。因此，他最忌讳“求”字，哪怕累折了腰，他也愿意躲着“求”字走。但是，别人求到他，只要张开嘴，他就尽量照办；自己办不到，也给别人出主意，想办法。他办什么事都认真，只要他认为对，就得一条道走到黑，真有那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但是，要真的办错了，他也敢认错。他嘴头上尖刻，说话损。遇上不爱见或不公正的事，他就不凉不酸地闹上几句，有时，弄得当事人又疼又痒痒地搁在心里难受着。

抗战开始的那年冬天，由于村东——大坑那边——东王庄韦长庚的大儿子韦青云招人起枪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曾把西王庄的年轻人带走了一股子。那时候，赵河套大伯对青年人打鬼子，为国家效劳的举动就非常羡慕；不过，他跟前的宝生才十四岁，想送去，根本就不够格，一直等到“五一”大扫荡的前一年——１９４１年，宝生长到十八岁，河套大伯才送儿子参加了抗日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