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廖伯伯家的陈剀，在慢慢往回走咧！”那还是这个书呆子头一回出现在他舅舅家的时候。

尽管于而龙答应掏腰包，给他买一辆“轻骑”，免得半夜被他吵醒，但于菱偏不接受老子的好意——“何其相似乃尔，这混账东西！”游击队长叹息——照旧，也不照顾老爹的冠心病，继续在做他的“试验”。

隔了好久，吉普车才终于驶来，上了车，一看后座上有从花圈上跌落下来的白绢纸和碎银箔，于而龙心里明白了。那一丝一片，多么像点点滴滴的伤心泪痕啊！

他问：“又去献花圈了？这是第几个啦？”

于菱没有吭声，那个年轻司机也保持沉默，怪不得耽误很长时间，从市郊的大学开到广场，路程可是不近，半个城市都绕遍了。

于而龙叹口气：“送到什么时候为止？难道还能得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么？”

两个年轻人仍旧不作任何反应，这时，车子蓦地急刹车，一批抬着花圈的吊唁队伍，从车前走过。于而龙看到那些人的脸部表情，已经是愤怒盛于悲哀，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表示着内心的抗议，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而是烈火了。

于而龙心里感到压抑，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一种近乎绝望的压抑。即使在石湖黑斑鸠岛上，濒于死亡前夕的时候，他也不曾这样悲观过，难道真的就三千年为一劫地下去了吗？

他摇摇头，似乎在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一点用都不顶，最好的记忆是在心里。”

没想到坐在后座的于菱，忿忿地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早亡了！”

他像被噎住了似的哑口无言。

就这样，战友重逢，劳辛还约好来年雁回，春到石湖，一齐来看芦花，给她坟墓添上一土，然而现在，雁群结成人字形的长队，在游艇上空，嘎嘎长鸣地往北方飞去，可是，劳辛他未能践约，只是于而龙一个人孤身只影地回到了石湖。

果然，他的一句玩笑话，竟成了不幸的谶语，年初，在政委的追悼会上相遇；年底，又在诗人的追悼会上送他去天国了。

他是含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整个中国布满了希望的曙光，是在欢乐的笑声、胜利的锣鼓声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手边，是未完成的诗篇《女指导员》，大概也和诗人对芦花真挚的感情一样，成为不尽的思念了。

安息吧，劳辛……于而龙默默祝祷着。

但是，三十年前，在芦花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不肯阖上的眼睛，那惊疑不定的神色，那想说而说不出的话，那不肯撒手而去的对生命的留恋，始终是于而龙心目中的一个疑团。由于劳辛的出现，这疑团陡然间膨大起来了。

正是劳辛，在他重访石湖的那年，曾在搭船的时候，碰上一位船家老人，两盅酒下肚，老人谈起往事，告诉劳辛说，芦花当年搭他的船单独过湖，在沼泽地上了岸，急匆匆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枪声……

一切简直太神奇了，于而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是真的吗？他要求劳辛再说一遍，两眼几乎直了似的等着。

劳辛挺纳闷：“说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

“讲的什么？”他懵懵懂懂地反问。

“刚说过就忘，就是船家老爷子告诉你的话呀！”

也许他看到于而龙那几乎变形的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仔细地重复一遍：“那是个爱唠叨的老头，说什么也不肯单独送我过湖，要不是我那两杯老酒的威力，才打不开那话匣子。他说他解放前，搭过一回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给了五块大洋的船钱，让他赶快渡她过湖，结果，哪知道，没送到地头，她着急在沼泽地上岸走了。好，没隔多大一会儿，就有人在苇子里开了黑枪。”

于而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吓得陪客人坐着的母女俩都傻了。“你怎么啦？”谢若萍见他紧张得直捂胸口，只以为又一次发作心肌梗死，喊于莲快去拿氧气枕头，并且狠掐他手腕上的内关穴。他止住了紧张得要命的母女，一时像背气似的急得说不出话。

于莲赶紧偎依住他：“爸爸，你怎么啦？快说话，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