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