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发高烧吧？”他正告着。

“我是说正经的。”廖思源颇为严肃的回答。

现在，于而龙终于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该经过多少时间的斗争，才得出今天的结果。

随后，在去年秋天，十月里那个清冽的早晨，谢若萍为了使孤独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讯的欢欣，和于莲一块来到了楼下。

正在做气功的廖总工程师，起先不相信，继续闭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于莲调皮地放开了劳辛的录音讲话，他的气功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

画家把录音机凑到他耳边，他站了起来，半信半疑地：“　该不是愚人节的新闻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着日历：“是十月几号来着？”

一看写字台上的日历，已经好多天没翻过去了，于莲开他的玩笑：“你这个当代陶弘景啊！‘山中无日月，惟有白云多’。”

谢若萍叹息，她想起廖师母，那个多么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轨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倾斜:　侧，把日子过得不像样子了。

“有一位诗人，我认识他，他最后被国民党枪杀了，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读过，我给你念两句：‘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莲莲，听，像不像我？”

“不！”于莲大声地反驳：“你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颓废要不得，这股风会把你吹起的，一定——”

过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来了。年底，王纬宇来找于而龙，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问着：“你干吗不拦住他？”

“谁？”

“钟楼怪人。”

“什么事？”

“他正式申请出国，到他女儿那里去，和家人团聚。”

他能说些什么呢？

于而龙想都想不到：度过了对他来说是最难熬的岁月，从剃成阴阳头，到成为敲钟人为止的苦痛历程，是不容易的：现在，和煦的春光又温暖了每个人的心窝，他居然提出要走，实在是不可思议。

“看看你器重的专家党员吧！”王纬宇说得比较婉转，不曾用拉进党来等等粗俗字眼。

于而龙哪有工夫理他，把革委会主任撂在客厅里，下楼找廖老头去了。

二十多年来，于而龙不曾用如此高的嗓门和总工程师讲过话，甚至和他大发雷霆的时候，也得自觉收敛降个调。于而龙那该死的脾气，跟谁少吵过架呢？现在，几乎是大吵大喊，也不怕隔音性能不良的楼房，传到在楼上客厅里坐着的客人耳朵里去。——让他笑去吧，那只号丧的乌鸦！“　收回你那个愚蠢到家的念头，老廖，我怀疑你神经是否健全？理智是否正常？你在歇斯底里，明白吗，简直糊涂到了家！你老天拔地的跑到外国去做什么？列宁都劝那个唱低音的夏里亚平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可你，老兄，倒要远离祖国。去把申请书讨回来，马上去，王纬宇就在楼上我家。”

“不！”廖思源知道于而龙是最难通过的一关，二十多年来，命运使他们紧紧扭在一起，那种分不出是友谊，还是爱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会对他产生相当强的影响。如果于而龙执意不让他走，真害怕自己没准会动摇的，他咬定牙关，不退让地声称：“　那是经过我深思熟虑以后，才作出的决定。”

“狗屁决定！”于而龙嚷嚷着，声震屋宇，如果说刚才是G调的话，现在的腔调起码够上升到D调了。“一张技术图纸，也许你拍板说了算数；在政治上，你是小学生。不，办出这种傻事，只有幼儿园孩子的水平！”于而龙在他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脑门官司，看什么也不顺眼，尤其那电炉上熬着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冒泡，似乎在嘲笑他多管闲事。

“好了好了，咱们不要吵架！”

“谁跟你吵来着，就听你一个人嚷嚷！”

廖思源看着从不服输认账的于而龙，想起他在优待室里共同生活的两年，竟然学会了英语，那顽强不屈的劲头，看样子一定要拚命说服自己的。

“好，我们来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老廖，你百分之百地错了。你不应该走，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们已经看见曙光了，一句话，从黑斑鸠岛上熬过来啦！——记得跟你讲过我这段往事吧？怎么偏偏到了光明普照，大地回春的日子，你倒想出了馊不可闻的主意呢？”

“正是现在，我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