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对人的意志是严重的考验，队伍愈来愈短，有的人打个招呼告辞了，不干了；有的人吭也不吭一声，悄悄开了小差；有的人甚至拖枪叛变，投降王经宇去了。加上负伤的、生病的不得不离队的人员，于是剩下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较早的老同志。好像是个规律，在队里呆的日子越短，离开得也越早，惟一的例外，只有一张不曾动摇的新面孔，那就是王纬宇。

尽管那个高门楼公鸭嗓管家，肩负王经宇的使命来找过他，希望他回去，不要跟渔花子混在一起，并且不念旧恶，原谅他把老兄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败窜，寄人篱下的往事。但王纬宇却把这个公鸭嗓绑来，交赵亮和于二龙发落。

“搞啥名堂？”于二龙并非一点警惕心理都不抱：“也不能扒开肠子看看，他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梅雨季节下得人心烦意乱，雨一阵密，一阵疏，以致人的心灵也成了阴沉沉彤云密布的世界。芦花又问：“说不定会把我们调到别处去，例如去滨海，跟老江一块干。”

“谁也揣摸不透上级的心思……”

她望着苍茫混沌的石湖，惋惜地说：“就这么丢手走了，真不甘心，好不容易开了个头。”

“谁不是呢！热土难离啊！”

她突然激奋地说：“我就不信，石湖这么大，会没有我们容身站脚的地方。二龙，咱们跟上级提出要求，订下保证，你看行不行？”

“老王也表示过这个意思。”

“他？”

“只是随便一说。”

“说些什么？”

于二龙告诉芦花：“他意见是尽量争取留下来，不要离开石湖——”其实王纬宇谈得更加透彻些，他晓谕地说：“一旦离开本乡本土，好比寄居在亲戚朋友的家里，无论人家待你如何好，拿你不当外人，总不如在自己家里那样方便自由。”于二龙知道芦花对他怀有一种偏执的心理，并不曾讲出来。

芦花很不客气地追问：“他什么时候对你讲的？”

“昨儿下午。”

“你跟他讲了今天在沼泽地开会的事？”

“哦，看你，我会这点密都保不住？”

“那他怎么晓得我们要研究决定的问题？”

“他是个聪明人——”

“不，我看他这两天老找大龙。”

“别疑神见鬼啦！”

芦花高声嚷了起来：“还是我那句老话，七月十五，日子不吉利啊！”

农历七月十五，也叫盂兰节，在渔村，认为是鬼魂的中秋节，是所有亡魂死鬼的节日。王纬宇就是在这一天，加入石湖抗日游击支队的。

“别迷信啦，人家不是一直到现在，还跟咱们一块吃糠咽菜吗？”

“好好，算我没说。”

这是他和他妻子一辈子惟一谈不拢的观点，对于高门楼的二先生，他俩总是谈崩。不是那个于而龙从来不相信的噩梦，就是这句成了口头禅的话：“七月十五，日子不吉利啊！……”

其实那只是偶然的巧合。但偏偏却在那一天的傍晚，王纬宇来了，要和渔花子一块抗日。

突然袭击是他的拿手好戏，包括他搞那些花花绿绿的勾当，也是这种手段；现在，他招呼不打一声，坐到他们几个人的对面来了。他以直言不讳的坦率，单刀直入地——他从来不怕在最难处下笔做文章，对游击队几位领导人慷慨陈言：“诸位也都明白，我是走投无路，只好找你们共产党的游击队了。是啊，不管怎么讲，我跟在座的打过几回交道，肯定，不一定能相信我是真心实意。可大伙都了解我家的实情，那时有我身不由己的苦衷，得罪各位，并非我的本意。现在，我倾心情愿来跟大伙一块抗日，要把这一腔子血贡献出来，这片心我也没法剖给你们看，就看诸位敢不敢收留我。点头，我就留下，不点头，我马上抬腿走，决不叫你们为难。”

那时候，一九三八年的秋天，经过最初两个回合的胜利，算是一个初创的兴旺时期，再加上国民党准备撤退，日本鬼子还未进犯到石湖的空隙，石湖人民的抗日活动，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开端。即便如此，要动员一个群众，豁出身家性命参加游击队伍，总是费一番口舌，然而他，高门楼的二先生，不请自来，主动上门了。可怜当时支队的四位党员，赵亮、老林哥、芦花和于二龙，竟不得不请他略为等一等，让他们研究商量一下。

王纬宇像一位老师似的，哂视着四位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那眼光仿佛在说：“好吧，我就恩准你们交头接耳，议论一番吧！”他背着手，踱了出去，在屋外打谷场上，抬头观看秋色葱茏的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