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时候，水上人家是很遭正人君子物议的，于而龙记得有一年春节，四姐家求识字的先生写了副对联，贴在船舱门楣上，结果不论停泊在哪个码头上，都会惹起人们的哄笑，引得许多人驻足看热闹。后来，四姐全家才明白那位调侃的先生骂了他们：上联是“伤风败俗船家女”；下联是“寡廉鲜耻捕鱼人”；横批是“石湖败类”。气得姐儿几个，七窍生烟，但也只是骂了一顿扯掉了事，谁让自己一个大字都不识呢！

那时，于二龙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其实跟他有何相干呢？两家那时还没换帖嘛！但于二龙打听到那个写对联的先生住处，隔了不久，正是黄鳝该上市的时候，他也裁了两张红纸，求写对联去了。那位先生看见满满一篓游来游去的鲜活礼品，作为润笔，来不及地答允了，立刻磨墨准备动手提笔写。

于二龙告诉说有点事，回头来取，扬长走出门去，因为他实在憋不住，差点要笑出声。当然，他是不会回去取的了，装满一大鱼篓的，哪是黄鳝哦！而是几十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水蛇，赤链蛇，青竹标，以及几只大癞蛤蟆，足够那位先生恶心半个月的。

据说，后来是四姐自己提出这门亲事的，她挑中了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其实她和芦花一样，都是大水漂泊来的，但她多少有着石湖姑娘那大胆放浪的性格，也许是她那几个风流姐姐熏陶出来的吧？

恐怕直到如今，石湖姑娘的感情，也比较地要丰富些，就那个声称要去赎罪的女孩子，于而龙从她漂亮动人的眼睛里，看到多少溢于言表的大胆神情，是多么敢于表露自己啊！

可是，芦花，一直到参加革命以后，才在那一天，在沼泽地，在雾蒙蒙的雨里，在那丛扇状的灌木林伫立的时候，终于感情爆发地对于二龙说：“谁也不要折磨自己了，我是你的……”

也许因为她太想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非讲不可了，逼得她无法再不表态了，所以见约定来接的摆渡船，总不出现在烟雨飘渺的湖面上，便说：“走吧，二龙，咱们绕点远吧！”

“万一要来了，不见我们又该着急了。”

那是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来参加的一次地下党委会，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

芦花望着满天88的细雨，催促着：“走吧，谁知那些人怎么搞的？船还不来！”

“再等等看！”于二龙坚持着。

“你真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傻汉等老婆了！”说到这里，她可能发觉到这句话运用得不那么妥当，扑哧笑了，连忙改口：“好吧，你要等就不勉强，我可情愿多走两步，看谁先到吧？”她抖了抖蓑衣上的水珠，吧嗒吧嗒地走了。

她已经走出好远，湖面上是洋洋洒洒的冷风斜雨，水鸟的影子都瞅不见，于二龙踌躇了，便招呼着：“芦花，等着我。”紧走两步追上去。

也许是侥幸，他俩算是免去落入敌人兜捕的网里，那时，人们的斗争经验还差，对于渡船未能按约而来接应，竟一点没引起警觉，好像万无一失，绝不会出事似的。其实，城里的鬼子和那时还不是汉奸的王经宇，彼此默契地从两个方向朝沼泽地摸过来，企图一网打尽，扑灭石湖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

经过最初的较量以后，措手不及的反动阶级开始反扑，他们凭借人力、物力、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来围攻小小的石湖支队，革命进入了第一个艰难的低潮期，那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情了。

芦花边走边问：“二龙，上级会不会叫我们扯下红旗，散伙拉倒，回家当老百姓去？”

“凭什么？”

“我想也不能吧！”

这个把生命都曾献进去燃烧的神圣的火，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叫它熄灭的。可是，在那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里，哦，抗日游击队的苦难岁月，可不大容易熬呀！于二龙是一队之长，他不怕人们的米袋子瘪下去，而是怕老林哥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那简直是最恐怖的不祥之兆，意味着灾难就要降临。因为他生性乐观宽心，从不发愁，即使前脚迈进地狱的门槛，人们也相信他还会哼着轻快的小曲。只要有半点指望，他脸上也绝不会有阴影。如今，不但无米下锅，甚至他的火镰火绒，也都湿得捏出一把水来，那个连火种都失去了的春天，实在令人心寒哪！

游击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缠在脚板上的大团黏泥，裹着湿漉漉的衣衫，和透心的凉气，使队伍越走越吃力，越缓慢，敌人也越是容易接近，总是盯着屁股紧追不放地袭击着，围剿着。他们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有时候，村边都不敢沾，因为那里难找到可以藏身立脚之地，谁让他们是一支缺乏群众基础的队伍呢？只好在芦苇丛中，荒草滩上，灌木林里，湖心的岛子找地方宿营。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缠绵不断的梅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不是下在人们的身上，而是下在同志们的心里。游击队长会不知道么？凉丝丝的一大块在心口洼着，那是什么滋味？顶好喝上一大碗热面糊，使浑身发霉长锈的关节缓解开。但是办不到呀，纵使有了干柴，找到火种，一旦举火冒出了烟，鬼子的汽艇和讨伐队，王经宇的保安团就会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