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说心里话，大姐，哪怕离开五米以外，我要开枪，决不会手软。’

“她讪笑我：‘你要是恨得牙痒的话，越靠近一刀扎下去才越解恨，你要碰上天大的仇人就在眼前，可你手是绑着的，那才不是滋味，我遇上这种事情可太多啦！’

“我问她：‘大姐，你有绝对把握吗？’

“芦花看看我，好半天不做声，又走了一程，她才说：‘我跟你讲实在的，小谢，没把握啊——’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半点也没有，可除了这招，还能找到别的法子，把军火运过去吗？只好冒这个险去。’

“船到城关，接头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偷偷地告诉我们：‘王经宇耍滑，推脱了，不肯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