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