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肯出卖灵魂的汉子，就像当年打游击经常碰到过的情况，一下子落入敌人的重围里，得靠自己冲杀出去似的寻求出路。

再说，有什么办法？儿子吗，骨肉吗，何况他只不过画了一张漫画，只有半张报纸那样大小，一条盘成一堆的蛇，一张女人的脸，就至于招惹了弥天大祸，去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风味。倒不是做父母的偏袒自己的儿子，在那无边无沿的专政拳头下边，动辄得咎，做个人也实在太难了。

人家也都奇怪地问：“你们菱菱究竟画了什么呀？会被抓去坐牢？”

“一条化作美女的毒蛇。”

“连书本都有过的呀！犯什么法？”人们已经习惯成了自然，凡是上了书的、登了报的，那还有什么错嘛？

“啊呀，你们这些人，比我还愚，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拿这个打你，你可不能拿这个打他，何况那个该死的混蛋家伙”他不得不在人家面前骂几句自己的儿子：“偏给那个女妖精，画上一副秀郎眼镜，而且，那发型，男不男，女不女……”

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听话的对方，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动作，赶紧把门关严，然后捧腹哈哈大笑，而且还总是说：“菱菱那小子可真够有种的，敢碰那娘们，了不起，用现在的革命词藻来说，可也实在够反动成性的了。”于而龙很难揣摸对方的语气，是褒还是贬？既然是于而龙肯张嘴去求的人家，大概也是些气味相投，可以直言无讳的同志或是战友。于是央求这些人：“我可不像你们，还有兴致去笑，想办法活动活动，把关着的菱菱给弄出来吧！”

最后，终于奔波到诗人自己都失去希望了，有一天，突然晕倒在电梯间里，幸亏有于莲陪着，赶紧送去医院急救，他对给他治疗的谢若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掉进这个十八层地狱里去……”

实际上，那支安茨厂高级猎枪还是起了点作用的。那位受贿者（劳辛并不认识，而且也没见面，一切交易，全靠一名中间人在接头的）确实是卖了点力气，看来这一枪打准了，传过话来，有可能获得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在写作班子所租用的高级房间里，据说是要通宵达旦突击一篇稿子的夏岚，对那个通天才子讲：“你快给打个电话吧！以那位老娘的名义，告诉他们，矛头直指她的那个于菱，出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永远也不得在这个城市露面。”

“谁说的？要放他？”才子搂住丰腴的佳人，惊诧地问。

“已经决定要放了，你要知道，像于而龙这类人，活动能量还是很强的，除非他什么时候咽了这口气。”

那位瘦骨嶙峋的才子，伸手去抓枕头旁边的电话，一边扒拉开那本厚厚的《金瓶梅词话》在拨号码，一边朝身旁那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讲：“现在我才懂得‘天下最毒妇人心’这话是半点不假的，你跟老娘简直不相上下。”

“女人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她对着手镜，用美国蜜斯佛陀的淡色唇膏，仔细地涂抹着。

于而龙终于把儿子从牢房里接了出来，并且答应把他送得远远地，唉，一杯搀了砒霜的酒啊！

他直到那时才懂得，为什么月台都筑得像运粮河里那长长的趸船，正是为了装载人们的感情呀！在列车就要开动的那几分钟里，告别的旅客像工厂做超负荷运行试验一样，感情的热流一下达到顶点。何况他们全家是送一个一去不回的亲人呢！

——孩子！也许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我们在那一刹那被揉碎的心！人就怕老年丧子，虽然你并不是死，但那种勉强的活着，和死有什么差别呢？……

于菱不是去出差，不是去旅行，也不是一年一度享受探亲假的职工，更不是像他过去服三年兵役的义务兵，因为那样总是有回家的一天。而他是罪人，一个画漫画的罪人；那么，如果不说永远永远，至少也是遥遥无期的日子以后，才能重新踏在月台的这块土地上吧？

谁也没有让来，只是他们一家人来给于菱送行，大概多少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雾蒙蒙的暮霭里，三位女性，他老伴、他女儿、还有他儿子的女友，都有些禁受不住。可是，又好像互相制约似的，谁也不愿使永不回来的年轻人，增添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负担。妈妈的心，姐姐的心，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都沉浸在无言的哀伤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但强忍着不使流出来。这时，任何一句稍微动心的话，都会使泉涌般的泪水夺眶而出。所以两位男子汉，于而龙和那位业余漫画家，在注视着月台上的大钟，希望它快快跳过几个分格，早点结束难堪的场面算了。

然而要度过开车前的几分钟也不容易，月台上的大钟好像停了一样——不奇怪，电钟是间歇半分钟才跳动半格的，于是，年轻的充军者便找些话来和他姐姐交谈，好熬过这属于死亡前的弥留期：“你猜我，在牢里看过一本什么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