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听从二哥的劝说，还是坐上了南去的列车。

在又挤又脏的硬席座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高婕坐了下来。自己在二哥眼里是不是显得太玩世不恭了？高地可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规矩得不管是别人划的圈儿，还是自己划的圈，都能把他圈住。张义民不像二哥，他有心计，是属于那种划圈儿引着别人往里跳的人。他居然能忍受她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正是这种忍让让她觉着自己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付这种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的伪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内衣里撒上一把麦芒，使他疼痒不止，露出并不那么神圣、文雅的姿态。当然，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否则她连理也不会理他。

黄炯辉不虚伪，他与张义民截然不同。他是真爱她的，第一次他看见她，眼神中就闪出一种火辣辣的光彩，这光彩一直追踪着她，从宾馆的餐厅一直到舞台。他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心里发痛，一种使人感到眩晕，感到幸福的痛感。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黄炯辉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在音乐艺术和声乐上的造诣，使同行们妒嫉、叹服。他其实已经四十二岁了，但仍是那么年轻洒脱，风度翩翩。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对她彬彬有礼而不失殷勤，替她开门，掀帘，脱大衣；他殷勤又十分得体，总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使他反而更有魅力。

一次演出后的小宴上，他举着酒杯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太美了，以致使我觉得，看上你一眼都是人生的莫大享受。”

她为他的赞美陶醉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她与他好了。

那些日子，她快乐极了，谁也没给过她这么多的快乐。参加完上海的组合演出，他又邀她一起到南京、武汉、天津、沈阳去参加演出。人家是请他，他却把邀请她作为自己应邀的条件。他为她创作了几首歌，教她如何唱这几首歌，于是所到之处，很多观众为她倾倒。每次演出之后，他们就厮守在一起，她觉着，离开了热情的观众，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他两个人。

他从没问过她的家庭，父亲是谁，他爱的是她本人。他告诉她，他有妻子，有一个过去苗条现在发了福的妻子，和两个长得像他，又没有他那样音乐天资的女儿。

她不在乎这个，只要他爱她，其他的全与她无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她怀孕了。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她舍不得这个小生命，这毕竟是她与他爱的结晶，可她这样的身份，又如何能养孩子？

黄炯辉很快回了信：“打掉。除了爱和艺术，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几天之后，她又收到了他汇来的两千元汇款。附言写着：补养补养。

硬席车厢香烟的浓雾，呛人嗓子，加上乘客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汗臭、体臭，以及携带的各种物品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让她呼吸。她忍耐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大站，等到卧铺的空位子。

她心太急，不然晚走几天，可以买到卧铺票。整整十五天时间。手术后，她人在家休息，心早飞到了上海。那个熟悉的大夫替她开了一个月的假，这剩下的时间，她都要给他。在家的半个月，她度日如年，父母的责怪，张义民的“大度”规劝，二哥吞吞吐吐的关心，加上对他的切切思念，她每天都像生活在炼狱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软弱，软弱得禁不住十五天的消磨。只要早一天能见到黄炯辉，她什么都能忍受。

但这车上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她身边是位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时髦，西服笔挺，烫着一头爆炸式小卷毛。别看他衣着讲究，料子是上等的，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俗气。这么热的天，他竟然捂着西服舍不得脱下来，弄得身上一股股汗臭朝她阵阵袭来。

“你这一趟，赚多少钱？”对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乘客好奇地问“西服”。乘客们闲极无聊，靠聊天熬时辰。看来“西服”是个跑买卖的个体户。

“除去路费、住宿费、饭费，多则也就落个四五千，少了也有一千多。”个体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