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下午几位市长准备分头慰问的时候，柳若晨将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

阎鸿唤打开信。一行清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辞职报告。他没继续往下看，急忙翻到最后一页，下端签的是“柳若晨”三个字。

“为什么？”阎鸿唤对柳若晨的举动感到吃惊和不解。

“我的报告里写清楚了。”柳若晨扶扶眼镜。

“如果我不同意呢？”

“这样做没有任何道理。一个人当选由不得自己，难道不想再干了，想辞职也由不得自己，非得别人同意吗？”

“这不奇怪。即使在西方，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要辞职，也要经过总统接受才行。”

“可我们是中国，我不想跟任何国家比。我的报告一式两份，另两份已寄送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代会，我希望组织允许我有我个人的意愿，尊重我的意见，尊重我的尊严和名誉。”

我们是中国？阎鸿唤一直回味着柳若晨的这句话。在中国应该怎样？或许中国的一个市长太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因而也太缺乏处理这类情况的经验。在当今中国，干部问题上最棘手的是一些应该离开职位的却无法让他离开，到了离职年龄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将他“买”开。中国是个“官”的观念浓重的国度，官和民都被心头这个沉重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职务连接着权力，权力连接着地位，地位连接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取得和保持住这个地位，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丧失了人格上的尊严。柳若晨却主动要求辞去职务，放弃这个“官”位。

在下去慰问的路上，阎鸿唤坐在小车里看了一遍柳若晨的报告，他似乎对柳若晨的真诚有了一些理解。

怎么办？不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在自己的副手里，柳若晨是最弱的，以致自己不得不常常偏重或取代他的工作。但柳若晨是尽心尽力的。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他的贡献；环线工程有他的心血，拆迁工作他挂的帅，工程设计他是主管。今天的成就有柳副市长一份功劳。如果他不辞职，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即使能力难以支撑，也会自然安排到职位相等的其他岗位。但柳若晨希望的是彻底辞去一切职务，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困难的“官”位，回到他的研究室，干他热衷而又得心应手的专业。

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他的尊重。一个人应该有选择自己位置的权力。柳若晨是理智的，他最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柳若晨的辞职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吗？又有多少人相信，柳若晨是完全出自对自己的尊重，才去辞职的呢？人都想具有尊严，但人是否又都能理解什么叫尊严？

阎鸿唤决定不参加高婕的婚礼，他要和柳若晨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柳若晨为两个酒杯斟满了酒，轻轻地端起酒杯。他不会喝酒，但这已是第二次与徐力里喝酒了。那一次是徐力里为他斟了一杯酒，今天，他要敬自己的妻子一杯。

今天是妻子设计的光明立交桥落成的日子，他为她骄傲。

在上午的通车典礼仪式上，他望着桥两侧和桥下欢呼、雀跃、兴高采烈的人群，恍惚中，他觉得徐力里就在那人群中，向着他在笑，向着大桥在笑。她在人群中时隐时现把欢乐播散在人们的心头。他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思念让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喜色都看作妻子的笑脸。但他沉湎在幻觉中，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的心在呼唤，呼唤着天边，呼唤着云端，呼唤着春风，呼唤着妻子的名字，让她能随着轻风，驾着白云，从天上飘落。

他端起酒杯，与徐力里的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白葡萄酒喝到嘴里甜滋滋的，落到肚里暖烘烘的。他把空杯放到徐力里的位置上，然后又拿起她的酒杯。力里，我替你喝了这一杯。

一个人活一辈子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不容易，可你留下了，留下了这座百年不朽的桥。你的生命比起我，比起许多的人都要长。

柳若晨在心里与妻子交谈。

我也快要轻松了，归回自己的原位。我的这个念头早就有了，还征求过你的意见，那是我第一次想跟你谈点什么的时候。

我羡慕你，你一直在自己热衷的位置上，而我却阴差阳错错了位。现在，我要和你一样，做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我的位置不应该在政府的大楼，而在我的研究室里。

你会赞成我的选择的，对吗？

这几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说不清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只能说，很多事情我都在努力地做，又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没人帮助，我一件事也干不成……

柳若晨向徐力里述说着，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徐力里能够理解他，理解他这种得以解脱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