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什么时候，两个市长在工地上谈这些。”阎鸿唤甩甩手。

柳若晨不再说话，他戴上眼镜，双手插进风衣口袋，朝着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工地走去。

二

高伯年在医院住不下去了，医院像一道屏障，把他与外界、与他领导的城市隔绝起来，他发了脾气，医院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出院要求。但要通知他时，他却“失踪”了。整个医院紧张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市委办公厅才通知他们，市委书记找到了。

高伯年是坐张义民的汽车离开医院的。

张义民的汇报，使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在医院呆下去。阎鸿唤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就将如此庞大、艰巨的道路改造工程动了工。设计方案才通过五天，桩已经打上了。这纯粹是仓促上阵，况且东线拆迁还没完。现代化难道就是这么个干法儿吗？这叫逞能。过去他带兵打仗还要讲究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修筑一条公路，建造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更要准备周全，考虑好每一个细节。他越想越担忧，有一种要出大问题的预感，这使他下决心要干预一下，以防事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离开一线之前，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

然而，当他从市政工程设计院和道路工程指挥部出来后，他的决心动摇了。

简直不可思议。在阎鸿唤的指挥下，准备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他接触的所有人，都与张义民不同，他们对工程抱着十足的信心，亢奋的热情。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心里充满了矛盾。作为这座城市的老市长和现任市委书记，他当然希望在他任职期间，城市道路问题能解决，早在他当初就任副市长时，就产生过这种念头，然而，这念头在客观条件面前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如今，阎鸿唤在把他当初的这种愿望付诸实践，他本来应该感到欣慰。然而，他的心情却并不欢畅，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反对过改造方案的实施。一旦道路改造工程真正胜利完工，那么，他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太光彩。他后悔自己当初表态太明朗了。

高伯年怀着这种矛盾的复杂心理，驱车来到市委大楼，他急切地要立即接触市委工作。

几位副书记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市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还在办公室里研究工作。

他们显然对市委书记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

“高书记，您今天怎么就出院了，也没打个招呼？坐什么车来的？”

“心里长了翅膀，医院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高伯年开了个玩笑，坐到沙发上，“怎么，还在研究工作？”

秘书长面有难色地看了一眼办公厅主任，支吾着没有回答。

昨天，办公厅接到了一份来自云南边防前线的电报，高伯年的长子高原牺牲了。大家立即意识到这个噩耗对于一个正患心脏病的父亲意味着什么样的沉重打击。常委们研究，暂不告诉高伯年，只通知了沈萍。此刻，秘书长和厅主任就是刚从沈萍那里回来，正研究如何说服高伯年继续在医院住一段时间。高伯年却不期而至了。

高伯年对秘书长的神态感到恼火。他断定，现在市委的工作不向他请示，除了照顾他身体的原因外，一定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他老了，但并不服老，可别人一定从年龄上认为他老了，甚至有人会盼他老，希望他能腾出位子，好来坐他的这把交椅。特别这次自己病倒，人们也会认为这将加速他退居二线的速度。人心难测呀！他就任书记不久，就有些老同志向他反映，说市里一批老同志退下由一批新干部接任后，最初，他们对老同志还尊重，事事请教，毕恭毕敬。两年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坐稳了，心理上适应了，自我感觉就与从前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再征求老同志的意见，甚至公开否定前任的许多所作所为。见到老同志，说话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有的更是摆出一副现任领导者的架势，居高临下地与老同志交谈。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组织部长就曾找上门来骂娘，骂自己培养出一只狼。在市人大常委会上，一些老同志也一肚子牢骚，向他告新干部的状。高伯年当时一方面劝说老同志要心胸开阔，不仅要有退出舞台的勇气，而且要有甘为自己的徒弟当配角、跑龙套的气度。一方面他也找到一些新干部，批评他们对老同志不够尊重，但他鼓励他们丢掉老框框，放开手大胆工作。然而现在，他还没有退居二线，只不过刚刚病了一个多月，就已经体味到这个滋味了。他自己将来能有那种气度吗？“人一走，茶就凉”，如今，他觉得人未走，茶已经不热了。连秘书长和厅主任研究什么工作，都不肯痛痛快快向他汇报。

“道路改造工程上马了，这在市里是一件大事，市委常委会是否研究了怎样保障市政府这项任务的落实？”高伯年单刀直入。他猜测，阎鸿唤不会不在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也会做出相应的决策。秘书长和厅主任现在研究的问题肯定与这项工程有关，否则不会这样难于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