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 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 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 虽然毛主席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 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