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对年轻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样大惊小怪，那样痛恨?好像因为他们想的和我们不一样，就都成了叛逆者。其实，我们所想、所干的，不是也同我们的父辈不一样吗? 而那不一样的程度，也许比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的距离更大一些。

我们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承认他们也有权力变革我们所承认、所认可的东西呢? 我不是指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那是另一个范畴。我们只承认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和我们以及我们的上一辈所习惯的东西：比方学院派的音乐喽，十九世纪的芭蕾舞喽……仅仅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些，比这再发展一些，我们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觉地成了卫道士。生活的节奏已经无可挽回地加快了，为什么我们不同意青年人喜爱节奏更快的音乐，节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节奏更快的艺术形式呢? 如果他们喜爱变化，喜爱更新鲜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最好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四月影展不是终于在公园展出了吗，不论评论界怎样用假装的冷漠对待他们，他们不是明显地比某些影展拥有更多的观众吗? 我们认为应该奉为永恒的东西，终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们现在喜爱的东西，几年之后，也会成为过去……“郑子云的嘴角上浮起一丝恍惚的笑意，”在古典音乐里，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认为是谐和的；二度、七度被认为是不谐和的；增四度以前简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现在，一切都可以叫做谐和，什么和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不足为怪了。不要要求和希望年轻人会同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要要求年轻党员和党的关系同我们年轻时和党的关系一样，那是同旧社会搏斗的生死年代。现在的年轻一辈，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机会，更多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他们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经历了更深刻的历史变动。一个老太太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多么尊重，同志间的关系多么亲密，一边说，一边啧啧地叹气。她看不见生活的变化。这些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思想不是也十分单纯吗，事实教育了他们，我们不能像九斤老太太那样对待世界，共产党员不应该丧失前进的势头。如果你累了，你可以去休息，但是不要妨碍别人前进的步伐。“

郑子云很兴奋，其实他并没有喝醉，而是喝得恰到好处。喝酒这件事很怪，恰到好处的时候，总会使人振奋，开阔。

杨小东顺着圆桌的座位，挨着个儿瞅着那十三张脸。十三张嘴虽然说着和这顿欢宴、和这次奖金毫不相干的话，但杨小东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每个人的心里正激动不已。因为对他们这群被苛求的偏见排斥于信任之外，却又在努力挣脱自我的荒蛮、并要求上升的人来说，今天的聚会，太不寻常了。这无疑是一种光亮，给他们自信，照彻他们自己，也照彻前面道路。这光亮并不来自别人的恩赐，而来自他们自身的不屈。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用一种随便的口气说到自己心里的感受，泄露自己的激动。他们都是硬朗朗的哥们儿。硬朗朗的哥们儿是不夸张自己感情的。

只有麦芽色的啤酒，在瓶子里滋滋地冒着乳白色的泡沫，泡沫顺着瓶颈溢了出来，催促着他们赶快地斟满自己的酒杯。

杨小东拿起酒瓶，把每个人的酒杯斟满，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说道：“今天咱们能聚到一块儿，是大家奋战的结果。来，我敬大家一杯。”他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他觉得自己的心竟然跳得快了起来，而且声音里还有一种颤颤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便停住不再说了。

大家全都举着酒杯站了起来。吴宾却说：“慢点，咱们应该把这个镜头拍下来。”说着，从草绿色的背包里拿出了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