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的遭遇说明：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因为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历史，从而株连反映有关历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应当对什么负责？他只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负责；对共产主义理想负责。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可是，“四人帮”之流，把普通常识竟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纵览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段历史，使人不能不这样想：

是的，有人要怎样乱干就怎样乱干，要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但是，这样干，这样说，把中国人民置于何地？须知，一切胡作非为的惨痛后果，全都落到人民群众的头上——缺吃的，是他们；少穿的，是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遭受精神摧残的，都是他们呵！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从头至尾的一场大表演。虽然我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经见丰富得多了，头脑清醒得多了。我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然而许多贡献很大、被人民所珍视的作家，却满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党中央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带领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们老老少少，都应该奋发起来，努力向前！

我始终忘不了彭德怀将军在战争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这个“本”，就是革命事业，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这个本，我们活到世界上干什么？如果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与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

是的，我们被折磨得内外是伤，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满怀着激情和热爱，注视着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土地，注视着这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呵！

这本书，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开的竖排本。印数较多。这是第一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这是大三十二开的竖排本，算是第二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版，这算是第三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比起前几个本子，充实得多了。可惜，出版不久即被“烧毁”，因此看到过这个本子的读者比较少。

现在出的这是第四个本子。出版前，我虽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个本子为基础作了校订，但是按照许多读者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动，为的是让没有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看一看，被“四人帮”泼了那么多污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初，这本书从看初稿、定稿、审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的。总政文化部费了很多精力，设法把我从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借调出来，因而，从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时间住在北京，这使我能集中全力，对作品反复推敲修改。总之，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见面。《解放军文艺》在此书尚未出版时，就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那种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热情的关怀和扶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我在部队上得到锻炼，写作中又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帮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还能作一点工作的话，那完全是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培养的结果呵！而且不管怎样折腾，总是活下来，总是不让那些祸国殃民的恶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毁，那力量也是从这儿来的。

在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两期发表的《论〈保卫延安〉》（发表时的题名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的深切悼念。他当初写评论时，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后来出的版本，变动较大，如对彭德怀将军的描写，就增添了数千字，比他当初看到的那个本子，可以说，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体讲法上，也一定会根据新的情况，有所补充。但是，总的说，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气魄，他的论断是独特的，他的眼光是犀^[xī]利的，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激动和敬佩。一九五三年底，总政文化部已经把稿子完全定下来，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兼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看到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识，只是阅读中发现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约我谈过数次，爽直，精辟而恳切地指出这部作品的长处与不足。那关怀与爱护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他看过打字稿，看过清样，书印出来又反复读了。他为我国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而兴奋得夜不能眠。想想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有着光辉革命阅历的文艺理论家，对我们的文学事业关怀和热爱，再看看近二十年来他和许多同志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保卫延安》的遭遇，使人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这位忠诚、倔强而耿直的老前辈，与世长辞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然而，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英名和业绩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