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我说你写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说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但是，历史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犯这铁的法则，谁就碰得头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势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书印近百万册，比较少见。由此可知，群众并不厌弃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后，这本书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到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我在乡村“社教”，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要烧毁，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仅当时不通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一声！最近，为了写这篇“后记”，我才费了一番功夫，请别的同志查出这样两份文件。现抄录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立即遵照执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发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号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一声令下，烟火冲天；有的地方还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直到看到烧为灰烬为止，生怕有“胆大妄为之徒”，偷走一本，从而谬种流传，祸延子孙后代！

长夜深思：“焚书”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们今天重演，这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后来我们大家经历的事实，不是极其惨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吗？

当时，书是悄悄“销毁”了，可是并没有找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宽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后，那就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们吐唾沫，抛石头，而我们纵然有多少错误与弱点，但确是为了使他们能过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战斗在这个世界上！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的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国家。吃每一顿饭，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请罪”，在恶声辱骂中，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人家规定好的“请罪词”……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从那时起，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时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更可悲的是，当年我在的部队的领导同志和战友，特别是在边疆工作的同志，有许多人为此受到冲击、审查、拷打，没完没了。他们流血牺牲为创建这个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就“罪该万死”吗？有的读者，和我素不相识，只是由于曾经赞扬过这本书，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到监狱。株连之广，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会的残酷的“文字狱”，来，毫不逊色！围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破烂货和法西斯棍棒，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颂毛主席，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现彭德怀将军如何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他却硬说你“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颂人民和人民战士，他却硬说你“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丑化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你明明是歌颂伟大的人民战争，他硬要说你“宣扬战争恐怖论”，等等。这些颠倒是非的污蔑，用不着一一批驳，有这部书在，读者自有明断。

在“四人帮”一手遮天的时候，我曾痛苦地想过一个问题：一本书，几年前，报纸上说它如何好，几年后，还是同样的报纸，却又说它如何如何十恶不赦；那么，后代人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记载，将作何感想呢？这使我感受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的以及其它记述人类生活的书籍，在某一时期中，可以用强权和欺诈的手段，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塞满歪曲历史和生活的肮脏东西，但是人民总是厌弃这类东西的。在他们心里不容抹煞地存在着另一本书——在那里历史和生活保持着它本来面目……这甚至只是一本无文字可考的书，然而，我们要阅读的，正是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书。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以及对是非功过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看什么书，还是照看不误。因为人民不可能永远被蒙蔽，而从根本上说，这恰恰使他们的分辨力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加强，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伟大赐予！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赐予”，我们的心才没有被摧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