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交代”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分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作品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那个时期，白天骑上马出去采访，或者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准备开展生产建设等情况；到晚上，就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九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稿子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因此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

一九五○年底，初稿刚完成，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时，从冰天雪地的边疆回到黄河岸边的故乡，骑马、坐汽车，至少也得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五内俱焚地拿着电报去找我们的兵团司令——西北战场一位威名远震的英雄。他，深表同情，让我搭乘当时在西北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然后就穿过我们当年在渭河北岸的作过战的许多地方，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了家乡。十七岁离开这度过我苦难童年的地方，现在归来了。也许有人以为我背着一大捆东西，一定是给母亲带来的贵重礼物，其实它就是这部稿子；再加上腰里的手枪，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像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