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545]，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一、 文化拓展：

（1）梁启超曾批判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所谓“公德”，是就公众而言的道德标准，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国家、民族，从大的方面来讲甚至可以是指人类。而“私德”则是就个人品德而言。从个人品德而言，吕后是一个很残忍的女性，把戚夫人变成“人彘”；害死三个赵王；惠帝只不过与其庶兄齐王刘肥行家人礼便迁怒于刘肥，差点儿把堂堂的一方诸侯毒死……这些都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后世的正统观念也是把吕后定位为“牝鸡司晨”、“凶悍残虐”的反面角色，几乎没什么好话来评价。司马迁则明确地称赞“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对吕后不吝赞词。其实，司马迁特别富于人道精神，《史记》中某些人物本来寄予了他深切的同情，但对于这些人物的不人道行为他仍然毫不留情地进行指责。如白起遭谗言而死，司马迁对其颇为同情，可是又记下白起临死前的忏悔：“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司马迁对李广的不幸更是非常同情，可是《李将军列传》中却又有这样一段记述：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有着人道观念的司马迁免不了要怒斥吕后的残暴行径“非人所为”，可是，司马迁同样也称赞吕后对国计民生所作的贡献，这是因为，与“私德”比起来，司马迁更看重“公德”。从“私德”的角度来看，吕后的个人品德极糟；而从“公德”的角度来看，吕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重“公德”是司马迁的一贯倾向，不仅此篇，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形象，在《高祖本纪》中刻画了一个无赖成性的形象，可是，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中王陵、韩信、陈平等人对刘邦、项羽的不同评价，从刘邦、项羽的具体事迹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项羽坑降卒、焚阿房宫、好战、嗜杀从“公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极大缺陷，而刘邦从“私德”的角度来说虽然确实有不少毛病：好色、奸诈、无礼、自私、疑忌，可是，从“公德”的角度来说，他“约法三章”，统一天下，使百姓离“战国之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经济……确实也是了不起的历史功绩，这些，司马迁也并没有抹杀，确实有着“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的实录精神。

（2）司马迁对于女性不像后世史家那样有着极深的偏见与成见，他能够为一名女性单独立传，而且列入“本纪”之中。另外，如前所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从“公德”的角度对此女性作出肯定。除了此篇，司马迁在《孝文本纪》、《扁鹊仓公列传》中为缇萦立传，在《货殖列传》中为巴寡妇清立传，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为卓文君立传，都没有以“红颜祸水”的传统偏见对女性评头论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这些女性形象。在古代的史家中，司马迁的女性观是较为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