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