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