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