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