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