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等……”康德拉多维奇抬起头来，用骨骼粗大的手抓住舒尔迦的胳膊肘，他的手指甲是黑的，残缺不全。“你相信我吗？”他悲痛地、低沉地问，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舒尔迦想说什么，可是老头抓紧他的胳膊肘，刺人肺腑的深陷的眼睛凝望着他，几乎是哀求着说：

“等一等……你听我说……”

他们现在是四目相对了。

“我不能让你住到我家来，因为我怕我的大儿子。我怕他出卖你。”老头把脸凑近舒尔迦的脸，用沙哑的低音说道。

“你记得吗，一九二七年你曾到我们家来过？那是你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那时我和我的老伴在庆祝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周年，也就是我们的银婚纪念。你大概不会记得我所有的孩子，而且你也没有这种义务，”老头笑了一下，“可是我的大儿子你应该在一九一八年就记得他……”

舒尔迦没有作声。

“他走上了邪路，”康德拉多维奇用沙哑的低音说。“他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缺了一只手，你记得吗？”

舒尔迦依稀记得一九一八年他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看见过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愁眉苦脸，行动迟缓，不爱说话。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围绕着舒尔迦的那些年轻人里面，谁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他们里面谁缺了一只手，这些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惊奇地发觉，那天晚上的情形他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大概，他那时去看康德拉多维奇是有些碍于情面，所以那天晚上的情形就和许多类似的、跟另外一些人一块、在另外一些场合，也是碍于情面而去度过的晚上一样，被遗忘了。

“他的手是在鲁干斯克工厂里轧断的……”康德拉多维奇说的是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旧称，根据这一点，舒尔迦明白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回家靠我们过活。让他念书已经嫌晚，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合适的、他干得了的职业他又找不到，于是他就走上了邪路。他开始用父亲的钱，那就是用我的钱喝酒。我呢，也可怜他。谁也不肯嫁他，因此他喝得更厉害。到一九三○年，你刚才看见的那个活宝缠住他，跟他结了婚，后来他们那里就出现了些不干不净的事。她好像成了个卖私酒的，他们还投机倒把，——我对你是十分坦白的，——他们连赃物都可以收买。起初我是姑息他，后来又怕丢脸。我和老太婆就拿定了主意，我们决不声张。我们真的保持沉默。甚至在亲生的孩子们面前也是保持沉默。现在我们也是保持沉默……在苏维埃政权下他受过两次审讯，——应当审讯那个臭婆娘，可是他每次都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唔，你知道，法官们都知道我是个老游击队员，有名的采煤工人，一个有名的人，所以第一次把他训了一顿，第二次是缓刑。可是他却一年比一年更坏。你相信我吗？我怎能让你住到我家里来呢？为了把房子弄到手，他甚至可以把我和老太婆都出卖！”康德拉多维奇惭愧地扭过脸去，不敢看舒尔迦。

“你既然知道这一点，怎么还会表示同意的呢？”舒尔迦激动地说，他望着康德拉多维奇的像刀那样瘦削的脸，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他突然绝望地发觉，自己心里已经没有了谱，不知道在他所处的情况下，对哪些人可以相信，对哪些人不能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