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叫“明白人”的老谢苗，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人①，坐在岸边的篝火旁；另外三名摆渡工人待在小木屋里。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瘦骨嶙峋，掉了牙，但肩膀宽，看上去还挺硬朗，这时已醉醺醺的了。他早该进屋去睡觉，但他口袋里还有半瓶伏特加，他怕屋里的伙计们跟他讨酒喝。鞑靼人生着病，难受得很，他裹紧破衣衫，正在讲到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②如何如何好，他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也就是二十四五岁，不会更大。此刻，在篝火的映照下，他脸色苍白，一副愁苦的病容，看上去像个孩子——

“那当然，这儿不是天堂，”明白人说，“你自己也看到了，这地方只有水，光秃秃的河岸，到处是粘土，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复活节早已过去了，可眼下河面上还有流冰，今天早上还下了一场雪。”

“不好，不好！”鞑靼人说着，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

十步开外有一条灰暗的寒气袭人的河流；河水汩汩有声，拍打着布满洞穴的粘土河岸，急匆匆地奔向不知何方的遥远的海洋。靠这边河岸，有一条黑糊糊的大驳船，这里的船工管它叫“浮船”。河对岸远远的地方，有几处火光忽儿蹿起，忽儿熄灭，像几条火蛇在游动：那是有人在烧隔年的荒草。火光之后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到不大的冰块撞击驳船的声音。四周潮湿而寒冷……

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满天星星，跟他家乡一样多，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家乡，在辛比尔斯克，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天空。

“不好，不好，”他连连说道。

“你会习惯的！”明白人说，笑了起来，“现在你还年轻，傻，嘴上的奶味还没干，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你瞧瞧我。再过一个星期，等水退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你们就要离开这里，在西伯利亚到处闯荡，我却留下来，继续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就这样我一千就是二十年。谢天谢地！我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鞑靼人往每人上添些枯枝，挨近火堆躺下，说：

“我爹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娘和妻子要上这儿来。她们答应了。”

“你干吗要你娘和老婆来，”明白人间，“简直糊涂，伙计。你这是让魔鬼迷了心窍，见它的鬼去！你千万别听它的话，这该死的魔鬼用！让它得意。它用婆娘来勾引你，你就跟它作对，说：‘我不希罕！’它用自由来诱惑你，你要咬牙顶住，说：‘我不在乎！’什么也不要！没有爹娘，没有老婆，没有自由，没有房屋，没有一根木撅子！什么也不要，见它的鬼去！”

谢苗拿起酒瓶，猛喝了一大口，接着说：

“我呀，伙计，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①，我是教堂执事的儿子。想当年我自由自在，住在库尔斯克，进进出出穿着礼服。可现在，我把自己磨练到了这种地步：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靠吃草过日子。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我什么也不要，谁也不怕，依我看，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富有更自由的人。当年，我从俄箩斯发配到这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我什么也不要！魔鬼拿妻子、拿亲人、拿自由来诱惑我，我却对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拿定主意，坚持下来，所以你瞧，我生活得很好，我没有怨言。谁要是放纵魔鬼，哪怕只听它一回，他就要完蛋，他就没救了：他会陷进泥坛，灭了顶，再也爬不出来。别说你们这些糊涂的庄稼人，就连那些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老爷也照样完蛋。大约十五年前，有位老爷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据说他伪造了一份遗嘱，不跟自家兄弟平分财产。他还是公爵或男爵哩，也许只是一名文官－－谁知道呢！好，他来到这里，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金斯克买下一幢房子和一块地。他说：‘今后我要靠我的劳动和汗水养活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老爷，而是一名移民②了。’我对他说：‘没什么，上帝会保佑你的，这是一件好事。’当年他还年轻，爱张罗，整天忙忙碌碌：亲自割草，有时去捕鱼，还能骑着马跑他个六十来俄里。只有一件事糟糕：从头一年起，他就三天两头跑格林诺，去邮政局。他站在我的渡船上，老是叹气：‘唉，谢苗，不知为什么家里很久没有给我寄钱了！’——

我说：‘不要钱，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要钱干什么？您把往事都抛开，忘了它，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当它是一场梦，您从头开始生活吧！’我又说：‘您可别听魔鬼的，它做不成好事，只会设下圈套！您现在想钱，再过一阵子，瞧着吧，您又会想别的东西，之后想更多更多的东西。您若想让自己幸福，那么最重要的是您什么也不要。对了……’我对他说，‘命运要是狠狠地欺负了您和我，那么绝不要向它求饶，不向它屈膝下跪，而是要蔑视它，嘲笑它。要不然它就会嘲笑我。’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大约两年之后，我又把他渡到这边岸上，他搓着手，笑嘻嘻的。他说：‘我这是去格林诺接我的妻子。她可怜我，总算来了。她待我好，心地善良。’他高兴得快喘不过气来了。过了一天，他和妻子一道坐车来了。太太年轻漂亮，戴着帽子，怀里还抱着个奶娃娃。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我那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乐得在她身边团团转，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夸也夸不够。他说：‘没错，谢苗老兄，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在西伯利亚照样有幸福！’我心想：得了吧，别高兴得太早了。从那时起，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要去一趟格林诺：看看俄罗斯寄钱来了没有。花销大得很呀。他说：‘她是为我才留在西伯利亚，为我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她愿意跟我共患难，所以我应当想方设法让她快活……，为了让太太高兴，他结交许多长官和形形色色的坏蛋。不用说，他就得供那帮人吃喝，家里还得有钢琴，沙发上还得有一条毛茸茸的叭儿狗－－见它的鬼去！……总之，他摆阔气，娇宠她。可是太太也没跟他过长久。她哪行呀？这地方只有粘土，水，寒冷，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任何交际，而她是京里一位娇生惯养的太太……她当然厌烦了，再说丈夫吧，不管怎么说，已经不是老爷，而是个移民流刑犯－－谈不上体面了。也就是过了三年吧，我记得在圣母升天节①前夜，河对岸有人大声喊叫。我把渡船划到那里，一看－－是太太，她蒙头盖脸遮得严严实实，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老爷，一名文官。旁边还有一辆三套马车……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他们坐上马车－－-转眼就无影无踪了！不过他们还是让人看到了。一清早，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赶着双套马车飞奔而来。他问：‘谢苗，我妻子跟一个戴眼镜的老爷是不是过河了？’我说：‘过河了，你去野地里追风去吧！’他策马去追，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又把他送到河对岸，他倒在渡船上，拿头使劲撞船板，还嚎啕大哭。‘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说，还笑他，点拨他：‘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