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叶妮听到楼梯被她父亲踩得颤颤巍巍，吓得赶紧溜进花园。她已经感到心虚和不安了。我们遇到高兴的事，往往——也许不无道理——以为自己的心思一定都暴露在脸上，让人一眼就看透。欧叶妮感到的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羞臊，唯恐被人识破。可怜她终于发觉父亲家里的寒酸，跟堂弟的潇洒委实不般配，觉得很不是滋味。她强烈地感到一种需要，非为堂弟做点什么不可。做什么呢？她不知道。她天真而坦诚，听凭纯洁的天性纵横驰骋，不提防自己的印象和感情有所越规。一见堂弟，他那外表就早已在她的心中唤醒了女性的天性，而且她毕竟已经二十三岁，正是智力和欲望达到高峰的年龄，而女性的自然倾向一旦冒头便益发不可收拾。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就心里发毛，感到自己的命运操纵在他的手里，有些心事瞒着他实在于心有愧。她急匆匆地往前走着，奇怪空气比往常更新鲜，阳光比平时更活泼，她从中吸取一种精神的温暖，一种新的生气。正当她挖空心思想用什么计策弄到薄饼的时候，大高个娜农和格朗台斗起嘴来，这是少有的事，像冬天听到燕了呢喃一样难得。老头儿提着一串钥匙来秤出一天消费所需的食物。

“昨天的面包还有剩的吗？”他问娜农。

“一丁点儿都没剩，老爷。”

格朗台从一只安茹地方的居民用来做面包的平底篮里，拿出一只撒满干面的大圆面包，正要动手切，娜农说道：“咱们今天有五口人，老爷。”

“知道，”格朗台回答说，“这只面包足有六磅重，准吃不了。况且，巴黎的年轻人，你等着瞧吧，他们根本不吃面包。”

“那就吃酱呗，”娜农说。

在安茹，俗话所说的酱是指涂面包的东西，从大路货的黄油到最讲究的桃酱，统你“酱”；凡小时候舔掉面包上的涂料之后，把面包剩下不吃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份量。

“不，”格朗台答道，“他们不吃面包，也不吃酱，他们都像等着出嫁的黄花闺女。”

他斤斤计较地订好几道家常菜之后，关上伙食库，正要朝水果房走去，娜农拦住说：“老爷，给我一些面粉、黄油吧。

我给两个孩子摊张薄饼。”

“为了我的侄儿，你想叫我倾家荡产吗？”

“我不光想到您的侄儿，也没有为您的狗少费心，更不见得比您还费心。瞧，这不是吗？我要八块糖，您才给我六块。”

“啊！娜农，你反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呢。你脑子出什么毛病吧？你是东家吗？糖，我只给六块。”

“那么，侄少爷喝咖啡放不放糖？”

“放两块，我就免了。”

“您这把年纪，喝咖啡不放糖！我掏钱给您买几块吧。”

“这事跟你不相干，少管闲事。”

尽管糖价下跌，在老箍桶匠的心目中，糖始终是最金贵的殖民地产品，仍要六法郎一磅。帝政时期节约用糖的义务已经成为他最不可动摇的习惯。女人都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连最笨的女人也会计上心来。娜农抛开糖的问题，争取做成薄饼。

“小姐，”她向窗外喊道，“你不是要吃薄饼吗？”

“不，不，”欧叶妮连声否认。

“得了，娜农，”格朗台听到女儿的声音，说：“给你。”他打开粮食柜，给她盛了一勺面粉，又添补了几两已经切成小块的黄油。

“还得烤炉用的木柴呢，”得寸进尺的娜农说。

“好！管够，给你，”老财迷伤心地说道，“不过你得做一个果子馅饼，晚饭也用烤炉做，省得生两个炉子。”

“哎！”娜农嚷出声来，说道，“您不必多说。”格朗台瞅了一眼忠实的内务大臣，那目光几乎像父亲看女儿一样充满慈爱。“小姐，”厨娘喊道，“咱们有薄饼吃了。”格朗台老爹捧着水果，在厨房桌子上放了大约够装一盆的。“您瞧，老爷，”娜农说：“侄少爷的靴子多漂亮。多好的皮子，还香喷喷呢。

用什么擦呀？还用您调了蛋清的鞋油吗？”

“娜农，我想蛋清会弄坏这种皮子的。况且，你得跟他直说，你不知道怎么给摩洛哥皮子上油，对，这准是摩洛哥皮子。这样，他就会自己上街买鞋油。听说有人往鞋油里搀糖，打出来的皮子更亮呢。”

“那倒可以吃了，”女佣拿起皮靴，凑近鼻尖，一闻，“哎哟！跟太太的科隆香水一样香。这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