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文：可耻部位（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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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它可能极有价值，也可能毫无价值、令人鄙视。每一个人均可根据他体现生命的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而得到评价。确定这一点之后，他的自私有何价值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藉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可以极端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个人，“个体，”按照民众和哲学家迄今为止所理解的那样，肯定是一个错误。个人决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中之一环”，决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疾病大多已经是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他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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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衰落的社会阶层的喉舌，当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权利”、“公平”、“平等”之时，他们仅仅受着他们的愚昧的支配，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受苦，——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们身上追根究源的冲动十分强烈：必须有人对他们处境不好负责……甚至“义愤填膺”本身就已使他们感到愉快，骂人对于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它提供了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即使抱怨和衷叹也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使人可以忍受它。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遣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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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

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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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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