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复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这样一种天性戏弄、并且有权戏弄伟大的使命……打个比方来说，拿破仑是一段我所理解的那种“复归自然”（例如在rebustacticis①方面，尤其如军事家所知在战略方面）。——然而卢梭——他究竟想回到哪里？卢梭，他集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canaile②于一身；他为了能忍受他自己的观点，必须有道德“尊严”；由于无限的虚荣心和无限的自卑感而生病。连这个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也想“复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我之憎恶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兼canaille的双料货的世界历史性表现。这场大革命所表演的流血闹剧，它的“不道德”，均与我无关，我所憎恨的是它的卢梭式“道德”——大革命的所谓“真理，”它藉此而始终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平庸的东西劝诱过来。平等学说！……但是决不会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貌似出于公正本身而被鼓吹，其实却是公正的终结……“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围绕着这个平等学说发生的恐怖和流血事件，给这个卓越的“现代理念”罩上了一种光辉和火光，以致革命如同奇观一样也吸引了最高贵的灵魂。归根到底，继续尊崇它是没有理由的。——我只看到一个人对它感到厌恶，就象必定会感到的一样——歌德……

--------

①法文：迷阵战术。

②法文：贱氓

49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他本身有着该世纪的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实在和革命（革命仅是非实在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是崇尚非实在的时代里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与他性质相近的一切，——他没有比那所谓拿破仑的实在论更伟大的经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50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