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了一个给多塞特的信封，揣在口袋里。我正要动身时，孩子跑来说：

“喂，蛇眼，你说你走了之后，我可以玩黑侦察，是吗？”

“当然可以玩。”我说。“比尔先生陪你玩。这游戏是怎么个玩法？”

“我当黑侦察，”红酋长说，“我要骑马赶到寨子里去警告居民们说印第安人来犯了。我扮印第安人扮腻了。我要做黑侦察。”

“好吧。”我说。“我看这没有什么害处。比尔先生会帮你打退那些找麻烦的野人的。”

“我做什么？”比尔猜疑地瞅着孩子问道。

“你做马。”黑侦察说。“你趴在地上。没有马我怎么赶到寨子去呢？”

“你还是凑凑他的兴致，”我说，“等我们的计划实现吧。想开些。”

比尔趴了下去，眼睛里露出一种象是掉进陷阱里的兔子的神情。

“到寨子有多远，孩子？”他嘶哑地问道。

“九十英里。”黑侦察说。“你得卖点儿力气，及时赶到那里。嗬，走吧！”

黑侦察跳到比尔背上，用脚跟踹他的腰。

“看在老天份上，”比尔说，“山姆，尽可能快点儿回来。早知如此，我们索取的赎金不超出一千元就好了。喂，你别踢我啦，要不我就站起来狠狠揍你一顿。”

我步行到白杨村，在邮局兼店铺里坐了一会儿，同进来买东西的庄稼汉聊聊天。一个络腮胡子的人说他听到埃比尼泽多塞特的儿子走失或者被拐了，顶峰镇闹得沸沸腾腾。那正是我要探听的消息。我买了一些烟草，随便谈谈蚕豆的价钱，偷偷地投了信，便走了。邮政局长说过，一小时内邮差会来取走邮件，送到顶峰镇。

我回到山洞时，比尔和孩子都不见了。我在山洞附近搜索了一番，并且冒险呼喊了一两声，但是没有人答应。

我只好燃起烟斗，坐在长着苔藓的岸边等待事态发展。

过了半小时左右，我听到一阵树枝响，比尔摇摇摆摆地走到洞前的一块小空地上。跟在他背后的是那孩子，象侦察员那样蹑手蹑脚，眉开眼笑。比尔站停，脱掉帽子，用一方红手帕擦擦脸。孩子停在他背后八英尺远。

“山姆，”比尔说，“我想你也许要说我坑人，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有男人的脾气和自卫的习惯，但是，自尊和优越也有彻底垮台的时候。孩子走啦。我把他打发回家了。全结束了。古代有些殉道者宁死也不肯放弃他们喜爱的某一件事。可是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忍受过我所经历的这种非人的折磨。我很想遵守我们掠夺的准则；但是总有个限度。”

“出了什么事呀，比尔？”我问他。

“我被骑着，”比尔说，“跑了九十英里路去寨子，一寸也不能少。之后，居民们获救了，便给我吃燕麦。沙子可不是好吃的代用品。接着，我又给纠缠了一个小时，向他解释为什么空洞是空的，为什么路上可以来回走，为什么草是绿的。我对你说，山姆，人只能忍受这么些。我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下山去。一路上他把我的小腿踢得乌一块青一块的；我的大拇指和手掌还被他咬了两三口。

“但是他终究走了，”——比尔接着说——“回家了。我把去顶峰镇的路指点给他，一脚把他朝那方向踢了八尺远。赎金弄不到手了，我很抱歉；不过不这样做的话，比尔德里斯科尔可要进疯人院了。”

比尔还是气喘吁吁的，但他那红润的脸上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安逸和越来越得意的神情。

“比尔，”我说，“你亲属中有没有害心脏病的？”

“没有，”比尔说，“除了疟疾和横死以外，没有慢性病。你干吗问我？”

“那你不妨回过头去，”我说，“看看你背后是什么。”

比尔回过头，看到了那孩子；他脸色刷地发了白，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漫无目的地拔着青草和小枝条。我为他的神经足足担了一小时的心事。之后我对他说，我的计划立刻可以解决这件事。如果老多塞特答应我们的条件，午夜时我们拿到赎金就远走高飞。比尔总算打起精神，勉强向孩子笑了笑，答应等他觉得好一些后，就同他玩俄罗斯人和日本人打仗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