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多疑的读者把这本书扔到角落里去，我要及时声明这不是一篇新闻报导。你不会遇到只穿衬衫的无所不晓的本市新闻版编辑，不会遇到初出茅庐、头角峥嵘的采访记者，不会遇到独家新闻，不会遇到——什么都不会遇到。

可是如果读者能允许我把第一场的背景放在《灯塔晨报》的访员室里，我一定投桃报李，严格遵守上面的诺言。

那时，我替《灯塔晨报》撰稿，领计件工资，希望有一天能当上正式职员。不知是谁拿耙子或铲子替我在一张堆满交换刊物、《国会记录》和旧资料本的长桌上清出一小块空地来。我就在那里工作。我在街上逛得很勤，市上凡是有什么小声说的，大声嚷的，哈哈笑的事情我都写，我的收入却不稳定。

有一天，特里普进来靠在我桌边。特里普在车间干活——我想他同图片有些关系，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制版药品的气味，他的手总是带着酸类的染污和灼伤的痕迹。他大概二十五岁，可是看上去却有四十。他的脸被短短的、卷曲的红胡子遮去一半，象一块摆在门口，“欢迎”字样已蹭掉的棕垫。他面色苍白，很不健康，显出一副阿谀谄媚的可怜相，一天到晚净向别人借钱，数目是两毛五到一元。一元是他的最高限额。他了解自己信用的限度，正如国家化工银行对附属担保品加以分析，就了解它的水分一样。他坐在我桌子上的时候，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好让两只手都不发抖。这是喝威士忌的结果。他有一种假装不在乎和冒充好汉的神气，但是骗不了谁，不过这在他借钱时有用，因为这种神气太可怜，装得太明显了。

那天，我死乞白赖地从出纳员那里领了五块亮晃晃的银元，作为星期日版编辑很勉强地采用了我的一篇特写的预支稿费。因此，我虽然并不觉得与世无争，至少已经对世界宣布了休战；我干劲十足地开始写一篇布鲁克林桥的月夜景色的稿件。

“哎，特里普，”我相当不耐烦地抬起头来看看他说，“怎么样？”他今天的模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凄惨，更瑟缩，更憔悴和更潦倒。他可怜到那种地步，那么强烈地激起了你的同情，以至你真想踢他一脚。

“你有一块钱吗？”特里普带着他最阿谀谄媚的神情问道。他那狗一样的眼睛，在长得很高的，纠缠在一起的胡子和长得很低的，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之间的狭窄的空白地带上一眨一眨。

“有。”我说；接着又重复一遍，“我有，”嗓门更高、态度更不客气，“此外还有四块。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好不容易才在阿特金森老头那里硬要来的。我这笔钱，”我接着说，“是要办一件事——一件非办不可，十万火急的要事，正好要用五块钱。”

我得强调这一点，因为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当时就要损失一块钱。

“我不想借。”特里普说，这才使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提供一篇好特写的线索给你，你会满意的。”他接着说。“我替你找了一个很精彩的题目，足够一栏的篇幅。如果你写得对路，一定很漂亮。取得这个材料，也许要你破费一两元。我自己不要任何好处。”

我变得和气了一些。这个建议证明特里普对于我过去给他的好处，虽然没有报答，还是知恩的。如果他当时开了窍，问我要两毛五，准能到手。

“什么样的题材？”我摆出编辑的架势，拿着铅笔问他。

“我告诉你，”特里普说，“关于一个姑娘。一个美人。绝顶地漂亮。带着露珠的玫瑰花蕾——长满青苔的花坛上的紫罗兰——你可以放手描绘一番。她在长岛住了二十年，从没到过纽约市。我在第三十四号街遇上她。她刚搭东江的轮渡来纽约。我告诉你，她是个叫人见了就要神魂颠倒的美人。她在街上把我叫住了，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乔治布朗。问我怎么在纽约市找乔治布朗！竟有这种事！

“我同她聊起来，知道她下星期四就要同一个名叫多德——海勒姆多德——的庄稼小伙子结婚。可是乔治布朗在她年轻的幻想里还占着第一把交椅。几年前，乔治把他的牛皮靴上了油，到城里来碰碰运气。可是他忘了回格林堡去，海勒姆就入选为第二名。不过到了紧要关头，艾达——姑娘的名字叫艾达洛厄里——找了一匹马，骑了八英里到了火车站，搭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的火车来到纽约。来找乔治，你知道——你了解女人的脾气——乔治不在，所以她就要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