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流苏挪开，并且抬起了头。

“你让我跟这些人讲真话吗？我宁愿先割下我的舌头！”他有些尴尬，随即脱口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如果你愿意听，我就告诉你吧。”

她默默地放下针织活。她感到这个强硬、神秘、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有着某种悲戚的可怜之处，他突然要对一个他不很了解而且显然也不喜欢的女人倾诉他的心里话。

随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她抬起了头。他正把左臂支在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用那只残手掩住他的眼睛。她注意到他手指的神经紧张起来，手腕的伤疤在抽搐。她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猛然惊醒过来，并且抬起了头。

“我忘、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带着歉意。“我正要、要给你讲、讲——”

“讲——那起使你走路一瘸一拐的意外事故或者别的什么。但是如果让你感到为难——”

“意外事故？噢，一顿毒打！是啊，只是一起意外事故，是被火钳打的。”

她茫然不解地凝视着他。他抬起一只略微发抖的手，往后把头发抹到脑后。他抬头望着她，微微一笑。

“你不坐下来吗？请把你的椅子挪近一些。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挪了。真、真的，这会儿我想起了这事，如果里卡尔多当时给我治疗，他会把我这个病例当成一个宝贵的发现。他具备外科医生那种热爱骨头的劲儿，我相信我身上能够打碎的东西全都给打碎了——除了我的脖子。”

“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地插了一句，“但是你也许把它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当中。”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是勉强修补好的，但是那时它也被打得稀碎，就像是一只被打碎的茶杯。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啊——对了。呃，我正要给你讲起火钳。

“那是——让我想想——差不多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利马。我告诉过你，秘鲁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住在那里你会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对碰巧落难的人来说，那里就不怎么好了。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了智利，通常是四处漂泊，忍饥挨饿。为了离开瓦尔帕莱索，我搭上运送牲口的船，在船上打杂。我在利马找不到活干，所以我去了码头——你知道，就是卡亚俄的码头——碰碰运气。呃，当然那些码头是出海的人汇集的下贱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赌场里当了一个仆人。我得做饭，在弹子台上记分，为那些水手及其带来的女人端水送酒，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儿。不是非常愉快的工作，可是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仍然感到高兴。那儿至少能有饭吃，能够看到人脸，能够听到人声——凑合吧。你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刚得过黄热病，独自住在破烂不堪的棚屋外间，那个情形实在让我感到恐怖。呃，有天晚上，一个喝醉酒的拉斯加人惹是生非，我被叫去把他赶走。他上岸以后把钱全都输光了，正在大发脾气。我当然得服从了。如果不干，我就会失掉那份工作，并且饿死。但是那个家伙力气要比我大两倍——我还不到二十一岁，病愈后就像只小猫一样虚弱无力。此外，他还拿着一把火钳。”

他顿了一下，偷偷瞄了她一眼，然后接着说道：“显然他是想把我一下子给整死，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把事做绝——没有把我全给敲碎了，正好让我可以苟延残喘。”

“哎，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不能管吗？他们全都害怕一个拉斯加人吗？”

他抬起头来，哈哈大笑。

“其他的人？那些赌徒和赌场的老板吗？噢，你不明白！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财产。他们站在旁边，看得当然是津津有味。这种事情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碰巧不是取笑的对象。”

她战栗起来。

“那么后来呢？”

“这我就说不了多少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其后几天一般什么也不记得。但是附近有一位轮船外科医生，好像在他们发现我没死以后，有人把他叫来了。他马马虎虎地把我缝合起来——里卡尔多好像认为这活干得太差，不过那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妒忌吧。反正在我醒来以后，一位当地的老太太本着基督教的慈悲之心收留了我——听上去觉得奇怪，对吗？她常常缩在棚屋的角落，抽着一根黑色的烟斗，对着地上吐痰，一个人嘀嘀咕咕。可是，她心地善良，她对我说，我也许会平静地死去，不许别人打扰我。但是我心中特别矛盾，我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可真难啊，有时我想，费了那么大的劲不大值得。反正那位老太太极有耐心，她收留了我——多长时间？——在她那间棚屋里躺了将近四个月，时不时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其余的时间又像一头凶猛的熊，火气极大。你知道，疼得要命。而且我的脾气很坏，小的时候给惯的。”

“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