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摇摇头。

“我再也不打算到路上去混了，谢谢你。流浪虽然不错，却有个不好的地方：没有女人，那叫我受不了。我是个喜欢女人的男人，没有女人就不好过。可要流浪就只好过没有女人的日子。我曾经多少次从开晚会、开舞会的屋子门前经过，听见女人笑，从窗子里看见她们的白衣和笑脸——啧啧！告诉你，那时候我简直就在地狱里。我太喜欢跳舞、野餐、在月光里散步这类事了。我喜欢洗衣店，喜欢漂亮，喜欢裤子口袋里装着大洋。我已经看见一个姑娘，就在昨天，你知道不？我简直觉得要么就不付老婆，要么就立刻娶了她。想起这事我就吹日哨，吹了一天了。是个漂亮妞，眼睛最温柔，声音最美妙，你简直就没有见过。你可以打赌，我跟她是最般配不过的。嗨，你的钱多得都烧包了，干吗不讨个老婆？全国最好的姑娘你都可以讨到呢。”

马丁摇摇头，笑了笑，却在心灵深处怀疑：人为什么就非结婚不可？那似乎是一件惊人也难以理解的事。

出航前他站在马里泊萨号的甲板上看见丽齐康诺利躲在码头上人群的边缘。一个念头闪过：把她带走吧！发善心是容易的，丽齐准会高兴得发狂。这念头一时成了一个诱惑，可随之却使他恐怖了，慌乱了。他那厌倦的灵魂大喊大叫着提出了抗议。他呻吟了一声，转身离开了甲板，喃喃地说道：“你呀，你已经病入膏盲，病人膏盲。”

他逃回了他的豪华舱位，躲在那儿，直到轮船驶出了码头。午饭时他发现自己上了荣誉席，坐到了船长右边。不久，他又发现自己成了船上的大人物。但是坐船的大人物没有比他更令人失望的了。他在一张躺椅上整整躺了一个下午，闭着眼睛，大部分时间都在断断续续地打瞌睡，晚上上床也很早。

过了第二天，晕船的都恢复过来，全船旅客都—一露了面。他越和旅客们来往就越不喜欢他们。可他也明白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强迫自己承认他们都是些善良和蔼的人。可与此同时他又加上了个限制语——善良和蔼得像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带着资产阶级的一切心理上的障碍和智力上的无能。他讨厌和他们谈话。充满他们那狭小钱陋的心灵的是巨大的空虚；而年轻人喧哗的欢乐和太旺盛的精力又叫他吃惊。他们从来不会安静，只是没完没了地玩甲板绳圈，掷环，或是喊叫着扑到栏杆边，去看跳跃的海豚和最早出现的飞鱼群。

他睡得很多，一吃完早饭就拿一本杂志去找他的躺椅。那本杂志他永远看不完，印刷品已经令他生厌。他不明白那些人哪儿来的那么多东西可写，想着想着又在躺椅上打起吃来。午餐锣惊醒了他，他感到生气：为什么非惊醒他不可。清醒时没有什么东西能叫他满足。

有一回他努力想把自己从昏沉里唤醒过来，便到水手舱去和水手们见面。但是自从他离开水手舱以后水手们也似乎变了样。他好像跟这些脸膛结实、胸怀笨拙、野兽般的水手亲近不起来。在甲板上没有人因为他自己而需要马丁伊甸，而在这儿他又无法回到自己的阶级伙伴中去，他们过去可是需要他的，现在他却已不需要他们了。容忍这些人并不比容忍一等舱那些愚蠢的旅客和闹翻了天的年轻人容易。

生活于他好像是一道白炽的强光，能伤害病人疲劳的眼睛。在他能意识到时，生活总每时每刻用它炽烈的光照着他周围和他自己，叫他难受，吃不消。马丁是第一次坐头等舱旅行。他以前出海时，总呆在水手舱里，下等舱里，或是在黑沉沉的煤仓里送煤。在那些日子从闷得喘不过气的底层攀着铁梯爬上来时，他常常瞥见一些旅客穿着凉爽的白衣，除了寻欢作乐什么事也不做。他们躲在能遮蔽太阳和风的凉棚下，有着殷勤的侍仆关心他们的一切需要和怪想。那时他觉得他们所活动和生活的场所简直就是地道的天堂。好了，现在他也到了这儿，成了船上的大人物，在它核心的核心里生活，坐在船长的右手，可他回到水手舱和锅炉间去寻找他失去的天堂时，却一无所获。新的天堂他没有找到，旧的天堂也落了空。

他努力让自己活动活动，想找点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试了试跟下级职员会餐，却终于觉得要走掉之后才能快活。他跟一个下了班的舵手闲聊，那是个聪明人，立即向他做起社会主义宣传，把一摞传单和小册子塞进他的手里。他听那人向他解释起奴隶道德，便懒懒地想起了自己的尼采哲学。可归根到底，这一切又能有什么用？他想起了尼采的一段话，表现了那疯子对真理的怀疑。可谁又能说得清楚？也许尼采竟是对的；也许事物之中原本没有真理，就连真理中也没有真理——也许真理压根就并不存在。可他的心灵很快就疲倦了。他又回到他的躺椅，心满意足地打起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