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目前持信的人，正乘火车急速前往目的地。”

崔洛尼候普先生低下头去，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说：“亲爱的朋友，你很不幸，谁也不能责怪你。你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你全了解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便会发生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很难说信一定找不回来了。”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以想象，夜里十一点半以前，文件已经拿走了，因为候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期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为止，这段时间全在屋内。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内，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扣压这封信。信很快便会传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研究这件事，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并且没有门直接通到楼外，有外人从楼外去那儿不会不被人看见。所以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我首先要一个一个地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儿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是独立地进行工作，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首相点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要采取的步骤是可行的。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你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庄严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需要我们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没有交出去。对于这些人说来，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付，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出卖，我就要买，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瞟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十分高兴。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